吴越式青铜剑起源与发展初论——以吴越早期剑为中心

关于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剑,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陆续有文章对此做了相关探讨[1],并提出了吴越式剑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也一致认同这是一组明显有别于其它地区青铜剑的类型.在这些剑中,少数剑体铸有铭文,年代多为春秋后期及战国剑,分布范围也扩大到周边地区,甚至在一些远离吴越的边远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剑型主要为薄格圆空筒状茎剑和厚格圆实茎双箍剑.     

皖南出土青铜矛研究

青铜矛是皖南青铜兵器的重要构成之一,时间跨越两周,类型多样,既有中原矛的风格,也有楚式和吴越类型,其中不乏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器物。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青铜兵器初探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兵器中包括有铁援铜戈、铜铍、铜殳、锥形铜镞等少见器物,在同期墓葬中并不常见。其中铁援铜戈的制作工艺与前期同类器物有着一脉相承的工艺技术。出土的铜殳和铜铍皆为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较早类型,又有所区别,有着地域性特征。圆锥头形铜镞镂空的装饰手法在同类镞中也较为罕见。这些青铜兵器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     

先秦时期安徽城邑的起源与发展

原始时期安徽南北方聚落出现早晚有别、分布不均;聚落选址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合理;类型丰富、规模有别;并开始出现了区域性政治宗教据点.夏商周时期安徽城邑分布和选址延续了原始时期的特点,但城址数量相对较少;西周城址开始在局部出现,春秋后期开始进入一个筑城高峰期,并出现了功能上的区分.安徽先秦城邑发展的特征可分为历时性与阶段性两类.     

钟离国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近年来有关钟离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春秋时期钟离国的存在,从中可解析出大量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从钟离国遗迹、遗物出发,结合文献材料,说明春秋钟离国可能为楚之封邑,在金文中可考世系仅有五代。钟离国埋葬方式另辟蹊径,殉葬风俗根深蒂固,用土颜色意味深远,文化上深受阴阳五行观影响。其文化表明该支钟离国族可能源自东夷地区。     

皖南发现的青铜剑纹饰及初步研究

皖南周代青铜剑纹饰资料详实、变化丰富。剑格主要有兽面纹、蟠螭纹与几何纹,剑首基本上为弦纹圈及几何纹饰。剑首、剑格纹饰与剑体其他部位特征演变规律类似,各期特征也较为显著,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研究表明,始自西周中晚期,设计者便注意到格、首在装饰上需要保持的平衡与协调,至春秋晚期该传统便达极致,其中剑格兽面纹的出现,是吴越青铜文化的一大改造与创新。而战国时期青铜剑纹饰的衰退则反映出吴越地区制剑审美观的转变。     

安徽寿县苍陵城出土商代青铜器年代及相关问题

安徽寿县苍陵城组青铜器以铙、大刀、钺为代表,至少属于中等贵族墓葬的规格。该墓出土铜器组年代较一致,属于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早段,其年代填补了安徽沿淮河地区商代青铜器编年的空白,对探讨商文化在沿淮地区影响力的变迁以及安徽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杜亚泉与哈耶克有限政府论理论基础之比较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而宪政的精髓乃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又实现国家的富强。正是基于此,作为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杜亚泉和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都极力主张政府权力及职能的有限性。他们的有限政府论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前提,但是更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哲学和认识哲学上的极为深刻的差异。杜亚泉的宪政主张最终被其国家主义所代替,虽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但更主要的在于其理论基础上的缺陷。宪政和有限政府的主张与实践如果缺乏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相应的伦理基础的支撑,便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安徽滁州章广出土春秋铜器

<正>1993年,安徽省滁州市章广镇常山村出土一组铜器,现收藏于滁州市博物馆。这组铜器共7件,包括鼎1件、鬲2件、甗1件、缶1件、剑1件、削1件。该组铜器系偶然发现,出土现场被破坏,埋藏情况不详,但可确定为同一地点出土。这是江淮东部地区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成组铜器,该组铜器风格多样,较为少见。除鼎、鬲各1件著录于《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1]外,其余诸器尚未刊布,现一并介绍并略作分析。鼎1件（滁州0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