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

民国时期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决定了各地通志馆修志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而频繁更迭的政局与变动不已的时局,导致修志经费保障不稳定,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促使通志馆人士拓展经费来源,并通过自行筹措、社会劝募等方式,推动修志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总体状况,反映了乱世修志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经费的演变趋势,彰显了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研究述论

回顾方志学研究的历史,梳理近代方志转型视角下方志学的研究现状,并就方志学的未来研究趋势,以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作一探讨,旨在深化方志学理论研究,促进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认为,当前方志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亟需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把握新的研究趋势,而以近代方志转型为视角,可以深入掌握方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方志学的渊源流变,实现方志学研究的新突破。     

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梁启超首倡"方志学",其背景是近代方志发生重大转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启超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探析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历代一统志研究综述

历代一统志是方志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方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综述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一统志版本、成书年代与内容考证,一统志编修过程、价值与影响研究,一统志与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以及当前一统志编修可行性研究等问题,揭示一统志的研究面广、研究问题具体深入的现状,并且指出进一步挖掘一统志的历史价值,以及深入开展一统志研究与编修的若干重要方面。     

民国通志馆述略

民国通志馆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经历了抗日战争前的兴盛、抗日战争时的中辍和抗日战争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不仅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而且推动了全国市、县志书的纂修。研究民国通志馆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方志机构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国四川省通志馆史事考

民国年间,四川省政府曾两度设立省志编修机构,均因时局纷乱而未能竣事。其中,以1942年创立的四川省通志馆组织机构最为健全、人员配备最为齐整、修志经费最为充足。在长达七年的修志时间里,李肇甫和陈延杰先后担任四川省通志馆馆长。期间。虽然因战乱和政局更迭的影响,通志馆未能实现最初编修计划,但在调查采访、蔸集资料、聘请硕学等方面作了大量努力和实践,并于两年时间完成《四川方志简编》一书,可谓于乱世中取得修志成果,实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