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而这一点又恰恰正是中西人性学说的会通之处。     

中国古典气论对朝鲜徐敬德之影响

徐敬德是朝鲜王朝著名哲学家,尤其在气论哲学上成就斐然。徐敬德气论深受中国古典气论之影响,中国古典气论所彰显的泛生命性、泛道德性、前逻辑性三大特点在徐敬德哲学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中西哲学范畴与概念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西方哲学史上那种获得“绝对的纯粹形式”的“纯粹概念”,在以中国与朝鲜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中是不存在的。表现在概念与范畴上的东西方哲学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有待于学人进一步的发掘与评价。     

李淳风“军气占”考论

军气占属于中国古代天象占中的气占,起源甚早。唐朝李淳风的《乙巳占》是古代军气占集大成之作,《旧唐书》本传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的观点与《乙巳占》的主体思想存在矛盾,但在这种矛盾背后潜伏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天文学除包含自然科学内容外,其中还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诉求,这恰恰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一大特点。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孔子孝论注重父子自然亲情,倡导子女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孔子、曾子"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被孟子完全地移植到社会政治伦理中,泛伦理化的倾向有增无减。孟子"君臣相责以善"的"善"之内涵当为仁义,即以仁义这一最高价值理性衡评君臣之间关系。"君臣相责以善"施行的前提是将君臣关系重新论证为以德相交的"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势利相交,"返祖"化现象的背后是为其民本主义政治立场张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     

由法返德:商鞅社会理想之分析

由法返德：商鞅社会理想之分析曾振宇崔明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应如何概括？这是学术界目前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夏殷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理论形态解体之后，诸子蜂起，异说纷呈，蔚为大观。那么，在这片学派理论之林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