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四年前(1998年7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     

“与时俱进”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科学精神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党的80周年纪念时，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长篇系统讲话，核心内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三个代表”的纲领、路线和要求。我认真研读之后，突出地感到，总书记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这对于那些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坚持以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甚至斯大林的一些同志是一个重要的劝说和否定。     

耀邦的一条批示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也即打倒“四人帮”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方针政策是结束整整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路线,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路线？是有激烈争论的。胡耀邦是坚决主张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位带头人。     

林彪的喜读书与“政变经”

林彪这个人喜读书,至少在抗日战争后期是如此,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明。喜读书对他来讲,其用意可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乐于求知,坏的方面可能是学习中国历史上臣工们的争迎避祸之术。林彪在这个方面可谓千古奇人。1962年7000人大会上,只有他的讲话,受到嘉奖,因为他说,自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出现的绝境,都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其逢迎之奇绝,用心之阴毒,脸皮之奇厚,古往今来都可算是个绝对冠军了。要找一人一事来比,可能只有苏联的贝利亚了。上世纪30年代上半期,贝利亚在苏联南高加索之小国任地区中央局书记。19世纪末、20…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洁、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漫谈陈独秀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80多岁,无能为力了。但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     

“落后就要挨打”并未过时

读贵刊2014年3月号,上有一文,题为《“落后就要挨打”论已过时》。谈的当然是国际问的关系。该文不长,全文根本要义,题目已十分清楚,谈的全是国际关系。     

胡耀邦为“61人案”平反急如星火

一在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李锐序中说:“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