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观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挤压着支撑中国传统对外体制的中华世界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诸条约国对清朝直属领地以及属邦之主权的侵蚀.清政府的对策是藉现有传统制度并西方国际法来竭力维护上述权益.本论文所指出的中外外模式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清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既包括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元素,又涵盖近代国际法条例的新对外体制.清政府于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便是上述中外外模式的实践.     

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

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广州涉外贸易。关于这项贸易,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同时,杜绝关税不能按期完纳的情况发生;中国行商为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努力化解可能导致他们破产的各种危机;从这项贸易里获得巨大收益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人,则尽可能消除一切增加他们贸易成本的规章制度,笔者称之为"行商制度"。另外,本文还指出,商欠其实分恶性和良性两种,恶性商欠的爆发往往导致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口岸管理政策会越加严密,但良性商欠作为一种中外商人间的融资行为普遍存在于广州贸易。     

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新史料与清前中期中俄关系再研究

当今世界以经济主导社会。然而在一个凸显政治道德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却永远处于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次要地位。很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近代社会到来抑或到来前夕的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叙述,却忽略了上述事实。例如,清前中期阶段的中俄关系并非双方处于均势状态,在更多情况下,可以说由清朝在操纵。笔者借助重新查阅清官方典章资料和利用新近内部出版的资料集《故宫俄文史料》,重新阐明清朝立场下的中俄关系状态,以及清朝操纵中俄关系所要发展的方向。     

晚清租界的早期发展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由来

晚清以降,因租界的存在,中国逐渐被冠以半殖民地性质。不过,外国人租界自觉与中国人街区分离,其实是广州十三行旧商馆运作方式的一种延续,但在鸦片战争后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即外国人接受甚至开始珍惜这种被孤立的状态,在借用条约将其独立状态合法化后,开始不断将中国应有的法权从租界排挤出去,直至他们在租界内拥有绝对的法权,昔日的黄金圈住地演变成了专属特权地,成为中国人敌视的目标。最初的租界并不是作为殖民地诞生的,租界发展成为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特别区域自有其过程。     

清代广东体制再研究

起始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广东体制是清朝在广州地区的一项针对外国人的体制,海内外学界一般视其为一项闭关的限制贸易体制,但笔者通过对广东体制的再研究,认为广东体制应是一项旨在有效管理外国人的对外政策,其目的在于整肃边境口岸广州的秩序、进而维护中国东南沿海的秩序,而它产生于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国内背景是清朝正发动着旨在解决西北边患问题的准噶尔战事,由此表明以藩封体制为依据而设定的对外政策往往与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国内政策存在着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