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

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动的非斯大林化,是使苏联社会主义摆脱斯大林模式若干弊端的突破性尝试。它在很大部分苏联人民中间有其深厚的社会动力,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和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经历及思想认识密切相关。它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较健康生存,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较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另一方面同赫鲁晓夫的缺陷和失误相连,它也造成了在东欧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并因此决定性地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展开。非斯大林化后果的多重性从根本上说来自斯大林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来自对斯大林及其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进行功过分辨的困难。     

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     

美国与现代中国——《中美关系史(1911—1950)》评析

近十余年,我国大陆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中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无论就发表的论著数量而言,还是就总体学术水平而言,都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中美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注意,对该领域涉及的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和大多数重要问题,都有比较认真的探讨。尽管如此,直到陶文到新作《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面世以前,仍然缺乏一部涵盖整个这一时期的论著。该书作为作者     

地缘政治经济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地缘政治经济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邵永灵时殷弘奥斯曼帝国是个谜。它只用了２００年时间,就由一个弱小、贫瘠的部落酋长国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①但与其兴起相比,其衰弱更令人困惑。这一衰落过程包含两个特别突出的现象。首先,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速度极快,...     

论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0)

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是战后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政府有关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和越南战争失败引起的反思,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众多的有关论著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即美化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把中美对立和隔绝主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或归咎于美国国会内的亲蒋势力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学者的研究比较公正,但也多少受到美国同行某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并且回避或淡化了某些重要事件。本文将依据可运用的大量中外史料,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承认问题进行论述,力求说明历史真实,辨明历史责任。     

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思考

主要出于几方面的基本原因,“ 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权势有了最新的更进一步增长,其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出现了新的跃进式扩展,无论就地理范围还是就问题领域来说都是如此。这一事态以差不多空前的尖锐程度,提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可以明确预见的一个未来时期里,能否在世界政治总体及其各主要局部上真正成功地制衡美国的过大优势和强权政治?历史实例考察和理论分析都提示,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不要“当头”,不要冒失,而需要认真考虑、试验、采纳和优化总体制衡以外的大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后一方面特别包括下决心全面和大幅度地改善和建设军事力量。我们在这两方面需要做的一切,除了其他根本性的目的以外,是为了准备迎接在较长远的未来必定会到来的总体制衡的大历史时机。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有“经世致用”、“智识兴趣”、“人类自我认识”这三类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史思索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1)现成理论的连贯的运用,(2)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重经典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 ,苏联接连出现了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 ,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 ,贝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 ,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 ,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他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现代国际体系史的一大理解范式和根本主题

在其愈益广阔、愈益复杂的演进中,15和16世纪之交开始的现代国际体系史愈益形成其能动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对它们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的经典论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政治之动态机理的《论列强》。兰克之后,这方面最卓越的成果当推百余年后问世的《不牢靠的平衡》,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决定性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4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德约揭示的现代国际体系史一大范式和主题可用两对概念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首先因为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约的至关重要的深层理解之一,在于“洲级大国”之新兴绝对优势,那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的一大必然性,而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终极依据就在于此。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