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再探

本文试图以宋代相对清晰的制度状况反观敦煌吐鲁番所出相对零碎的材料,对事目文书的分类、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被前辈学者统称为"抄目"的各种事目文书,在形式、功用上有着本质差别。除了常见的"受事发辰"记录外,一种为规整的收文登记,不但可存档备考,还可以与发文机构的事目进行照验;另一种则是官司内部文书处理完成后的记录,在宋代被称为"勾销承受簿"。     

点校本《宋史》正误一则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82页)云:(六院官)淳熙初,班寺监、丞之上。绍熙二年,诏六院官复入杂压,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各随所隶。此段文字涉及南宋“六院”长吏在官职杂压中的位置。杂压系条令规定的立班仪制。“寺监”通常指九寺五监的长吏;“丞”则指九寺五监丞。照标点本《宋史》的理解,则淳熙初六院长官班在九寺五监长吏、丞之上,而至绍熙时则在九寺主簿之下。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一淳熙重定官职杂压①,太常卿、宗正卿之下六种官职后是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而下五种官职之后为国…     

祥瑞典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过与宋真宗朝的比较,本文探讨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体系与传统的区别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发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当下的制作,主要是新制礼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建设,并非为了合法性,而是展现了徽宗时代“自我作古”的历史定位;其内容与手段,则体现了“儒学复兴运动”之於现实政治的双刃剑意义。     

元佑“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

本文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的“调停”事件入手,探讨哲宗朝政治从“更化”向绍述转变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佑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串执的政治态度与相应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层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认为元佑後期的政治部署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冲突,这是绍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动了绍述的迅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