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在1924下半年的是是非非

论孙中山在１９２４下半年的是是非非敖光旭对于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来说,１９２４下半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８月１０日开始的“扣械潮”即商团事件如惊涛骇浪狂啸两月不止,其间沙面“新警律”又激风潮;９月初,江浙战争鸣鼓开战,随即直奉大战狼烟再起;１０...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包括“逼”、“隐”、“反”三个密切相关而又各不相同的层面(因“隐”的一面更具整体意义,故本将它概括为“学隐说”或“学隐”思想)。历史化中心论和“严种族之别”的民族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清代汉学家精神风貌的独到洞察和阐释,则构成了其核心内容。从渊源来看,它是江浙特有的人地缘和族类意识的直接产物,它基本真实地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乾嘉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枢纽或关键这一内在联系。学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解说纷争已久,因不为学界见重而几至湮没的“学隐”思想,或许能最终弥缝各种说法,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