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①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②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     

“乃立乐府”新解

乐府立于何时,至今学界仍争论不已.究其原因,一是文献自身抵牾,二是考古实物的发现动摇了一些成说的基础.断句错误,造成文意不明亦是重要原因.如将"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断为"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问题即涣然冰释. "乃立乐府"非指"始建立"乐府这个官署,而是始"设立" "采诗夜诵",这个新的职能于乐府.这一职能的赋予,使乐府从内朝皇帝私人性质的御用机构转变为参与国家札乐文化造作的机构,承担起造作大汉新一代礼乐文化的伟任.武帝重用乐府为的是在学术上实现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     

衮克尔的形式批评与以色列传统历史的重建

衮克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之一。通过鉴别口传文本的文体形式及这些文体与古代习俗生活场景的关系,以追溯这些口传文体的源头与历史生活场景,衮克尔重构了被威尔豪森所忽视和否定的上古世界,创建了著名的形式批评学理论。由于对文本的文体和语言形式分析相对确定性和有效性,形式批评的方法到现在仍被西方学界广泛运用。衮克尔之后,冯·拉德与诺斯将形式批评学成功运用到传统历史的重建中。通过辨认文本叙事的最初原型从而辨认出古老传统历史的源头,进而考察这一最初原型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变迁以重建传统历史的历程,冯·拉德与诺斯开创了传统历史批评学派,主导圣经学界达二三十年之久。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形式批评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在古史重建领域仍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

郎官系统是战国秦汉间发展起来的一支庞大的近侍官僚系统,在大一统郡县制确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兴至武帝时期,内外朝格局渐分,作为近侍官僚系统,其职能得到了质的提升和扩展。在武帝以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务。他们对汉代儒学的独尊、不断统合、扩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