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化与闽台文化

闽台文化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它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体系中所占地位如何?尽管这二个问题尚未成为学者们争论的重点,但从海内外报刊发表的各种言论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歧是确实存在的.笔者认为:闽台文化是一体多块的地方性文化,其中,台湾文化是闽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而言,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中的一个区域文化,它是中世纪中原文化的延伸,并在吸收古老的闽越文化、畲族文化与海外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开创性的地方性文化.以下我们试从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经济结构等方而论证我们的观点.     

明代福建的冶铁业

明代的冶铁业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八闽通志》的作者在“食货志”序言中说：“民惟邦本,而食货则所以养其生、资其用者也。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仰给于水利;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资于坑冶。凡是数者,非独民赖以生,而土贡财赋亦由是而出焉。”《八闽通志》的刊行,正是明代中叶,由此可知,明代前期矿冶业在福建经济中的地位——用现代话来说,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矿冶业是福建国民经济的主导支柱产业之一。本文拟探讨明代冶铁业的有关几个问题。     

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

世界历史上文化形态千姿百态,但就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而言,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即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内陆文化的主体是生活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民族,他们生产力的体现,亦即改造自然界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的改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居住在沿海区域和岛屿上的人类,他们的生活和海洋息息相关,他们生产力的发展,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致力对象的影响,形成了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典型的内陆文化有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玛雅文化等;典型的海洋文化有古希腊文化、腓尼基文化、迦太基文化、近代西欧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划分为两大文化圈,即东南沿海区域和散布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共同构成的海洋文化圈,以及除东南沿海区域之外,广袤的国土上形成的内陆文化圈.     

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

从万历后期开始 ,闽粤海盗以台湾为根据地 ,频频袭击台湾海峡的过往船只 ,日本、荷兰等国都有窥视台湾的计划。为了驱散台湾海盗及防御日本、荷兰的侵略 ,晚明福建官府有在台湾、澎湖驻军屯垦及设置郡县的计划。郑成功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 ,使这一计划最终实现。本文详细考证了明朝在澎湖、台湾驻军与屯垦的计划及其实施过程。     

福建与东亚贸易的三个关键时期

1250年至1350年的100年是中国的宋末元初时代,也是东亚贸易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东亚以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之间的贸易体系建立为其特点。此前,东亚贸易主要是中国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日本并未深入这一体系。但在宋末元初．日本船只访问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以黄金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钱。其时,日本正进入商品经济时代,     

宋元福建丝织业考略

丝绸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因为近代福建丝绸多是从江南运来,所以,尽管有一些史料证明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达,但许多人仍对此抱怀疑态度。今辑录相关史料,全面论述宋元福建丝织业。由于宋以前有关福建丝织业的相关史料相当零碎,一并辑录于此。     

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王景弘

王景弘是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曾伴随着郑和走过七下西洋的历程。我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揭橥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为福建漳平人,其后,一直关心学界对王景弘研究的进展,同时长期思考与王景弘相关的问题。十几年来,虽说有关王景弘的新史料发现极少,但我对涉及王景弘问题的思考逐渐成熟,本文是我十几年来对王景弘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第一段]     

试论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化石——义门

(一) 中国古代有一种“同财共居”的家族公社,过去有人这样描述它:“百子千孙,居则同堂,出则同门,食则同餐,男无二心,女无间言,帑无异帛,橐无私钱。”历代封建政府认为这些家族体现了儒家仁义孝悌的原则,以故旌表其为“义门”。义门——或称家族公社,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生产消费共同体,它是世界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一种甚为普遍的社会组织。以恩格斯描写的日耳曼人为例,他们“在罗马时代的居住区……不是由村落组成,而     

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

隆武帝在其登基诏书中宣告将派出闽军 2 0万 ,克复南京 ,其实是虚张声势。他真实的意图是打开西进通道 ,到湖南依靠何腾蛟。为此 ,他部署闽军大举出击江西 ,但闽军因缺粮缺饷 ,屡战屡败。隆武帝速败的主要原因是其战略决策失误     

明代福建丝织业考略

明代福建是我国东南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从早期的官营织染局到晚期的民营生产,福建的丝织业都在国内占有一定地位。明末,中国的丝绸向日本与欧美市场大量出口,由于当时的福建是中国的主要口岸,福州、泉州、漳州三大城市的丝织业相当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