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女子解放新探

女子解放与家庭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就静态而言,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衡量女子解放程度、家庭性质及其文明程度的最切实、最具体的标尺,而家庭状况的优劣又是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女子问题解决与否及所处阶段的晴雨表。女子地位与家庭的合理程度互为参照,可以达到毫厘不爽并澄清许多的假象和谎言。以历史运动的眼光看,女子解放与家庭变革在实行上是贯通合一的。家庭变革的问题,总是因女子问题而提出并以女子解放为其起点。因为女子在家庭乃至社会中处于最底层、受苦最深重。女子解放以家庭变革作为其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也是由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所决定的。历史上作为阶级社会基本结构单位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女性的被奴役,最顽固地维护着     

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背景与起步

民初南北统一至北洋军阀政权结束,这一时期的政府经济政策,表现出扶植与奖励的导向,又具有控制与聚敛的实质。它对于中国早期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所谓“黄金时代”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对它的背景与起步的分析,则是由源及流地探讨该政策多重矛盾及其内外关系的必要环节。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甲午战后所获初步发展,应是民初经济政策形成背景中的首要因素。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其初步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引发特定的政策需求。如果说晚     

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革思潮述论

相互依存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因素,在中国社会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体现于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还可证诸于婚姻习俗、家庭制度的艰难变动以及比它更具惰性的亲属制度的长     

论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扶植与奖励导向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参政、议政活动，是民初经济政策的综合社会背景的独特部分。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策精英”的苦心孤诣，使７０余项经济法规得以出台。政策法规的多项内容中，都体现了扶植与奖励的政策导向。民初经济政策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变，但其水平仍滞留在产生法规的初始阶段，并不具备近代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核心标志——走上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的法制化轨道，离法规完备并以法、依法干预经济仍然有巨大差距。扶植奖励导向与控制聚敛实质是民初政策无从调解、强弱悬殊的矛盾，它是民初政策发育不足和名实不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