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发现“五铢”陶母范

1987年5月下旬,笔者在西安某地收集到一些钱范和钱币实物资料,包括一些五铢钱陶范碎块、五铢钱和铜碎料、碎渣,这批资料对汉五铢钱研究很有价值,故公之于众。钱范分为两种,一种是阳文陶母范,一种是阴文陶背范。均已破碎(封三)。其中有些尚可拼对成大块。陶母范均为面范。拼对后较为完整的一块宽约19.5厘米,残存钱模二十五枚(图一),另一块较大的残范有钱模二十三枚,这些钱模全部为上横画“五铢”。钱径2.55、穿     

民国著名军政人物并称辑略

民国时期军政界有许多著名人物,因身世、籍贯、任职或政见等相同或相近,被世人并称,如“三杰”、“五虎将”、“八大金刚”、“十三太保”等。这些人大都任过军政要职,既有治世之能臣,亦有乱世之奸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杰三洋北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麾下有三位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被袁委以重任。一次,袁世凯在山东德州举行秋操。见王、段、冯三人各领本部,行操布阵,有条不紊,在场的德国顾问不禁脱口赞道:“此三人,堪称北洋军中之杰!”从此,“北洋三杰”之称不胫而走。民国时期,这…     

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的变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对两党合作     

鲜为人知的我军历史上的苏军军衔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以及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军调工作的人员,因工作关系曾有过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战争年代我军还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度,并且都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军衔等级相同,只是因为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军曾有两支部队实行过苏联军衔。     

解读共和国两代上将

今年6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晋升十位上将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关注。作为军衔问题研究专家．笔者日前曾接受过《南方周末》等报刊采访．并作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对人民解放军新一代上将作了一些分析和介绍。近日笔者又不断接到读者来信或电话询问关于两代上将之间有哪些不同,愿借贵刊一角对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作一补充回答。[编者按]     

抗日名将廖耀湘的荣辱一生

廖耀湘,字建楚,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又入法国陆军大学深造。在其军旅生涯中,主要任职于蒋介石嫡系部队。抗日战争中曾任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师长、新六军军长。在与日军作战中善打硬仗,屡建战功。解放战争中任东北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和西进兵团司令,辽沈战役中兵败被俘。1961年被特赦。1906年4月,廖耀湘出生在湖南邵阳县土桥乡回龙村一个耕读之家。三四岁时就随祖父同餐共寝,爱听祖父讲述古人忠君报国、行侠好义的故事。5岁入其祖父所开塾馆开式就读,勤奋好学,学业优异。1920年考入长沙私立岳云中学。此时,其祖父已年老罢教,家中…     

西藏农民半个世纪的生活变化

1951年5月的“十七条协议”,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又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一直缺乏细腻准确的描绘。有感于此,笔先后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到后藏的班觉伦布村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在1995年时课题组挨家挨户做了问卷调查,回到北京后用计算机作了较为精确的统计分析。通过这些数据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西藏农村,与祖国同步前进的脚步声。     

江孜农民宗教信仰调查实录

西藏是藏传佛教产生和兴盛的地方,素有“全民信教”的说法。事实上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根据在日喀则地区河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材的实地调查,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西藏农村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样本。在笔者看来,全民信教,未必就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信仰自由程度,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信仰,既可信仰宗教,也可不信仰宗教;既可信仰这种宗教,也可信仰那种宗访1只够后,才想一个人g使对怫祖有万＠衷肠。我们从现时期的宗教用8清楚看到老百g度。伦布村家族的里亲人神,不的亲人…     

解读共和国两代上将

今年6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晋升十位上将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关注。作为军衔问题研究专家,笔者日前曾接受过《南方周末》等报刊采访,并作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对人民解放军新一代上将作了一些分析和介绍。近日笔者又不断接到读者来信或电话询问关于两代上将之间有哪些不同,愿借贵刊一角对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作一补充回答。     

多元化:我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及史学“危机”。的确,科学的迅猛发展,曾反衬出史学的澹泊,诸多相邻学科的一派生气,似曾显示出与史学的巨大反差。所谓“史学危机”,实际上“是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在酝酿如何革新内容和形式,向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举凡从事或关心史学研究的同志就不难发现,史学研究在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之后,通过对自身进行痛苦的审视、冷峻的反省,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构成这一新趋势的主要因素,便是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