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1950年英美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

本文主要基于美英双方的外交档案,对美英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这一提案是美英在台湾问题上利害冲突、彼此妥协的产物,但双方的出发点迥异:英国力图通过国际社会承诺台湾将最终回归中国,以缓和美国挑起的台湾危机对英国远东利益的损害,而美国根本无意通过联合国解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旨在迷惑国际舆论,缓解眼前危机,达到事实上将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长远目的。美国的真正动机从根本上注定了这一提案短命的结局。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论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深层原因

文章认为,美英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华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差异所致,而且也源于其相关外交传统、决策思路以及国内外决策背景的迥异。美英最终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其实是美英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并非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     

英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和美国一样主张战俘的"非强制遣返"。但是英国出于促成尽快停战,应对议会下院反对派的压力和确保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战俘尽快安全获释的考虑,英国保守党政府不仅反对强制遣返,也反对强制扣留战俘。而且与丘吉尔首相过分强调战俘遣返问题的"人道"立场、政治价值及英美特殊关系不同,艾登主导的外交部主张抑制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意欲灵活处理战俘问题,打开停战谈判僵局。英国既非强制遣返、也非强制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及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斡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解决。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