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1903年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

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集湖北、江苏陆军及南、北洋海军在江阴炮台举行了一次跨区域、跨军种的军事演习,这既是其军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为了树立湖北新军威望、推广湖北练兵模式。在筹划阶段,张之洞选定江阴炮台为演习地点,致电各方商定参演部队、演习方案,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官和日本军官提供协助。日本为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积极派遣海军军官担任演习审判官。2月14日至15日,在江阴集结的陆海军按照预定方案分编为东、西两军,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水陆攻防演习。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对张之洞本人、江鄂两省军事局面及地方督抚的练兵决策均有直接影响,推动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军事改革进程。     

清末边疆新政的另类视角——以外籍人士眼中的新疆新政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清末外籍人士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马达汉、日野强、莫理循等人在新疆任职或游历时,留存了一批著作、游记、考察报告书和图片集,可弥补现行史料之不足。这些身处历史现场的观察者,记录了数位新疆要员对中央新政决策的态度、不同时段的新政进展情况及实际成效,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清末新疆新政的原生态面相,与后世研究者建构的新疆新政图景颇有不同。作为观察者,他们对新疆新政各有态度,相较初期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的保守态度,马达汉、日野强及莫理循等人对日俄战后新疆地方当局推行新政都寄予厚望。     

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

在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全国各地时常爆发军界冲突、军民冲突、军警冲突和新军革命等风险事件,加剧了当时的军界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新设立的省级军事总机关,各省督练公所成为地方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的主体机构,负责事前防范、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工作。尽管督练公所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大体能够控制局势、平息事态,但仍存在风险意识淡漠、防范措施不周、应急预案缺乏、善后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频繁、普遍、反复地发生,反映了各省督练公所应对措施的局限,更折射出清朝地方政府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的低效。面对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各省督练公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无力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兼论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状况研究——以徐树铮《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为中心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是宣统三年江北督练公所参议官徐树铮随陆军部官员参观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四省新军的考察报告。作为一位留日初归、意欲了解本国练兵实情的新军军官,徐树铮在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营房内务及军事训练状况。同时,他还察觉到长江流域省份督抚编练新军时的消极态度,甚至有督抚对新军充满敌意。通过徐树铮的考察报告,可令人直观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内部状况,一方面,有利于从军事专业的角度认识新军的表与里,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时期的练兵成效;另一方面,有助于从地方督抚角度解释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