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

斯宾塞学说构成清末种群进化和竞争论述的主要外在资源。斯宾塞以进化的哲学思维来缀合威廉·卡彭特、查尔斯·赖尔所代表的动物生理学和生物历史知识,回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9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译介和流行的正是卡彭特所代表的生理学著述片段或与其相似的种群差别认知。知识界对斯宾塞的翻译,意味着中国在戊戌时期发生了类似的理论缀合过程。清末知识人以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调整了斯宾塞的种群进化位阶表述,抵制欧洲人歧视东亚黄种之心。同时,他们却强化了贵贱种之间的等级关系,营造"退化""灭种"的焦虑意识和压迫感,警告需积极参与生存竞争来提升种群的心智和自律性,从而为政治变革酝酿社会气氛。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及暌离

从1905年阅读《哲学丛书》到1910年出版《国故论衡》,整个阶段都属于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期。通过井上哲次郎及其周边日本学者引介的德国进化主义生理学和心理学,章太炎进一步将宇宙与人的交汇点定位在“活动”上,愈发靠拢叔本华的意志论。章太炎立足于尊重和扩展个人的自我感知,井上哲次郎则把理想的极处置于超出个体之外的绝对实在之物。章太炎承认人间的有限和不完美,把听从下民的欲求作为清末革命的目的。井上哲次郎号召社会的差别性元素遵从“大我之声”的伦理召唤,他的“现象即实在论”不断满足天皇制道德意识形态对权威性的要求。两者在认识论、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上出现的暌离,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心智角力和道路对决。章太炎的齐物哲学主张平等之“道”主动向下、不断变化去相合有差别的万物之“理”;井上哲次郎的论敌井上圆了倡导无限的“实在”去适应差别、有限之人生,与章太炎的观念却意外地亲近冥合。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

晚清的文字改革一直走着"步武日本"与"规仿泰西"两条路.章太炎1906年主持<民报>后,与日本的"汉字统一会"、法国巴黎的<新世纪>杂志,就语言文字问题展开论争,并创作出学术名著<新方言>.本文试图回到这两次论争的历史背景,梳理参与论争各方的思路与资源,探索学术史背后之思想史,阐明章太炎如何立足于方言,抵抗新时期仿日与崇欧的代表--"汉字统一"论和"万国新语"说.此过程中,他一方面展示了晚清以小学言国粹、言建国者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阐述了以方言为根基、打通古今的"言文一致"观,以言语之"展转缘生"为依据,建立在文化地域亲缘性基础上的"语言统一"论.这两点都对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