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敌乎? 友乎?>一文,学术界评价不一.本文在对该文写作的策略意图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以其为中心对蒋介石 30 年代对日思维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在写作意图上,该文主要是为了推动将华北当局与关东军的交涉转变为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外交部门的交涉,借以消减日军武力威胁的压力.而其中所表达的对日思维,则是以中国存亡为核心,以中日友好为理想原则,结合国际关系、军事战略、中国国家地位,阐述了日本现实扩张政策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同时,也结合转型时期中国国家的特点,阐述了中国不会亡于日本的必然性,以及中国抗日政治的基本思路.这些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对日思维,是其抗日思想的理论基础.     

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交迫中正式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旋即回居奉化故里。至翌年1月13日始由奉化至杭州,结束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段乡居小憩时光。在回居故里的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似没有什么抛头露面的重要活动,惟一引人注目且屡屡为研究提及的是1月11日在武岭学校纪念周上演讲一事。关于此事,一些论是这样记载的。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评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

评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彭敦文近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原来较少有人涉足的研究课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相继面世。这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抗战史研究领域,推动了研究的发展。致力于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研究的...     

试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

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较大的抗日积极性,动员了近200个师的兵力,先后进行了四大会战和其它一系列战役。对这些军事活动的功过是非,论述颇多。但对于指导这些军事活动的军事战略,长期以来,仅以“消极防御”来概括。相反,一些港台学者则认为,国民党不但早已洞察战争全局及其进程,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军事策略,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孰是孰非,必须以客观事实来说明。本文试图对国民党如何进行军事上的消极防御,如何导致整个正面战场的溃退;在战争的进程中,又是怎样考虑、调整、制定具体战略的;这些战略的利弊如何等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考察,抛砖引玉,向各位同行请教。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五四运动与中国统一方式之抉择

五四运动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民主、科学、自由等思想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而北洋集团的形象及其践行的武力统一政策与"五四"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五四运动之后,野蛮征服式的武力统一方式为国人所厌弃。特殊势力间分赃式的和平统一会议,亦饱受时人诟病。至于联省自治,曾被寄予厚望,且在舆论上掀起极大热潮,但最终因军阀的阻碍而难成现实。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与统一两大时代主题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都提出以革命统一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国共两党之外,不少人对武力统一的主张进行反思和改进,清除了其野蛮征服色彩,使之具有革命性质,这使得革命统一更具社会思想基础。     

南京政府依赖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

国际联盟的成立及性质 国际联盟是根据１９１９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形成的《凡尔赛条约》成立的。《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即为《国际联盟盟约》。依据该盟约,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为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和行政院,下设秘书处协助工作,所在地为日内瓦;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和其他四个会员国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处理属于联盟行动范围以内或关系世界和平的任何事件;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每年秋季召开,但遇重大事情,可随时召开大会,在大会对有关事务进行表决时,每一会员国只有一票表决权。国联在创立时,共有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