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文化报事件“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文化界却发生了一场悲剧--"文化报事件".     

度过浩劫终见光明的萧军

一、十年浩劫萧军从东北到北京后,由于刘芝明等人的刁难,不给转“工作关系”,无处领取工资。多亏北京市长彭真同志的关照,把他安排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萧军毫无思想准备。1966年7月的一天,萧军随同戏曲研究所人员参加北京市文化局系统批斗大会。会议结合批斗文化局的所谓走资派,点了一批据说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所谓“牛鬼蛇神”的名字。其中包括戏曲研究所的一些老艺术家。被点名的“牛鬼”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接受     

延安整风中的萧军

新的红粉知己萧军与萧红离异后,不愿在西安待下去。适逢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打着抗日的旗号延揽人才,许多进步人士一时不察其奸,纷纷前往。盛世才原是东北军将领,萧军本来就在东北军中当过下级军     

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卓越成就。但人们却忽视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层面。我以为,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研究郭沫若,能够拓展视野,有利于全面把握郭沫若性格结构的多重层面和复杂矛盾。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序——《北大，1957》

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共同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有如稚嫩的禾苗,感受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对党和祖国是满怀挚爱深情的。当共产党开展整风时,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真诚地相信,所谓给不给党提批评建议,体现着对党的感情是否深厚。万万没有料到,     

萧军与毛泽东

我和萧军先生是忘年交。在上一世纪50年代初期有幸拜识先生。那时他正身处逆境,对我这个敢于同他交往的东北小老乡,十分亲切,无话不谈。谈的最多的是关于鲁迅和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