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研讨会综述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李文海、金冲及、胡绳武、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等著名学者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上百名专家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大会主题,就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潮、学术史、社会文化、教育、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专门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研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观点。提交会议的高质量论文甚多,限于篇幅,兹仅摘录部分学术观点。在文化思潮研究方面,与会者论及现代性建构、…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历史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A级中标课题。2006年1月13日,课题组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刘家和、吴怀祺、陈其泰、史革新、朱志敏、向燕南、汪高鑫、李帆、张越、张皓和张昭军等部分成员。会议围绕着民族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思考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否存在着精华与糟粕之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民族精神是否有层次之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何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同时这对于建设新世纪的历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参加座谈会的学人将自己的发言稿作了整理,现摘录发表在下面。     

龚书铎教授的学术人生

本期设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专栏,刊登三篇文章,论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白寿彝、龚书铎的学术特点、学术风格、学术人生。三位史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学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黄仁国先生参与过撰写《刘大年传》,积累、掌握丰富的刘大年研究资料。他从刘大年的学术著作、会议讲话、学术活动中所提炼出的刘大年治学特点,很好地反映了刘大年的学术风貌。薛莹(刘雪英笔名)老师在白寿彝先生身边工作十七年,是白寿彝先生晚年学术工作的得力助手。她写的《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于解读白先生的论著中寓有自己的观感,严谨而富有情感。龚书铎先生于2011年11月不幸病逝。杨共乐、张昭军、邱涛三位先生以凝练的笔触,高度概括了龚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对这位卓有贡献的著名教授辞世期年的深切缅怀和祭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热切希望学界同仁更加关注和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研究。     

章太炎《告满洲留学生》考辨

《与肃亲王书》、《告满洲留学生》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问题的重要文献。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抄录有这两通书信,分别题为《致清肃亲王书》、《致留日满洲学生书》①。长期以来,此文广为学界转引。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录两通书信,完全以冯文为据。而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台湾远景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则认为,《与肃亲王书》乃宣统元年孙中山在东京时所写,并由同盟会早期会员丁怀瑾起草。鉴于丁怀瑾乃丁中江之父,且丁著节录有部分书信,因此,也有学者信从丁说②。由于这两通书信既未收入《太炎文录》,又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

清代汉学引人注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这些成果在论述和评价汉学时,往往以章太炎、梁启超于清末民初所作清代学术史著作为基点,而对晚清时期宗宋学者的论述不甚在意。实际上,由于汉学乃相对于宋学而言,宗宋学者对汉学的评论虽有门户成见,但因处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环境,面对共同的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以及治学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看法,自有现代学者不同甚至不及之处。     

读《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关于商周文化之间的异同比较 ,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 ,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 ;而近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则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 ,莫剧于殷周之际” ,由此形成了商周文化“迥异说”与“微殊说”的对立。但至今所做研究或从政治制度方面比较 ,或从思想方面比较 ,或从考古资料及古文字形体方面比较 ,各执一端 ,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随着商周考古资料更多地出土 ,特别是甲骨文、金文资料的丰富 ,商周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近来王晖教授所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