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文献中的蒙、丽"兄弟之盟"——事实、认同与话语

在蒙古将征服高丽正式作为目标前,高丽人出于对"夷狄"的不认同,不承认"兄弟之盟"事实的存在,代之以"约和""和亲"的话语.在将征服高丽正式作为目标后,蒙古人亦不承认"兄弟之盟"的存在,而以"投拜"话语置换.正式臣服蒙古后,同盟史与高丽人在认同背景下建构的臣服史之间存在张力,他们又试图对之进行重构或覆盖.但在某些关键时刻,高丽人又会将同盟史的记忆唤起,发挥其特殊功用.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论唐代的配隶刑

配隶是流刑的一个变种,但重于普通流刑,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普通流刑只居作一年,然后就可在当地附籍为民,而配隶则要长时间做苦役。配隶并不一定将犯人罚入军队,而是多将其发遣到边远的州郡服役,所以常被称为配州。配隶在唐代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五刑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所致;其次是出于充实国防的目的。配隶刑对后世刑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凉好个秋》

正~~     

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

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忠于朝廷的势力中又分化为“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两大派别。在两大派别陆续南下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胡族文化的影响输入到了中原地区,并使一部分地区(淮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军队或地域的胡化现象是淮西和淄青两镇得以长期割据、对抗中央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情势,淮西的胡化现象有逐渐加深、趋于河朔化的趋势;而淄青地区的平卢军人则胡化程度逐渐减轻,并最终被完全汉化。淮西和淄青两地不同的胡化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唐时期的局势,甚至还影响到了晚唐时期的政局。     

论唐代的安置刑

安置在唐代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它只是一种为打击政敌,规避正式法律程序而创设的具有临时性、变通性的政治手段。然而,随着使用地日渐频繁,安置开始逐渐刑罚化、正式化。安置在刑罚上的等级和烈度大致相当于徒刑。安置之所以能够刑罚化和正式化,首先是传统专制社会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使然;其次是因为新五刑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安置在适用上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安置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政治犯和皇族、贵戚、高官大吏等特权阶层中的人物;其次,安置多是政治考量与司法裁断的结合;第三,安置一般都要由皇帝以别敕的方式做出;第四,安置是一种强制性的软禁措施,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要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唐代罚俸制度论略

罚俸的出现及其兴盛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有法制上的原因,但更是社会变迁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是唐宋之际社会和制度变革中的一环。罚俸一般都遵循了唐律按四等官节级科罚的原则。罚俸的命令要由首脑机构中书门下直接下达,由负责检查和弹劾的御史台具体执行,还需户部金部司的协助。所罚俸禄交尚书都省收贮,尚书都省每到年底都需将一年之内的罚没总数奏报皇帝。     

对发展青海牧区教育的思考

本文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理念,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分析青海牧区教育发展问题,并针对“两免一补”政策、牧区教育结构与布局、汉语文教学、民族教育教材建设、课程开发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