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文化史研究——读《档案中的虚构》

初看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的标题———《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①敏感的读者或许会以为:该书讨论的是档案史料的价值和辨析问题。其实不然,该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此。戴维斯书名中的“虚构”(Fiction)实际上是指“虚构的故事”或“小说”的意思,这可以从作者的“夫子自道”中得到佐证:“每当我展读这些赦免的皇家文件———法国的档案中充斥着它们的身影———我对于这些文件内容的文学品质感到惊讶,或者,我应该说,它们的‘小说’品质。我的意思是它们的作者们将犯罪的事件形成至一则故事的程…     

解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读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他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就非常必要。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南桂馨和刘师培

研究刘师培,很容易涉及阎锡山的重要幕僚南桂馨,但史学界对南桂馨的研究非常薄弱,与其在北洋时期的实际作用远不相符。而既有关于南刘关系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基本出自南桂馨一方的叙述,存在严重的偏听偏信问题。需要借助当时的报刊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方能重建南桂馨与刘师培的关系,及其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的前后情况。     

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

日常生活正在迅速成为现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位西方社会学家M．E．加德纳就认为日常生活表现为一个“深度反思”的形式,是一有时机就可能“发病”的“人类患痛病质”（human raw material）的“潜在仓库”（potential repository）,因此他主张把研究的重心更多放在促使其“发病”的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不平常的和反传统的面向,放在形塑人的社会权力结构上,以“把其中的矛盾性暴露出来并诱导出其潜能,把我们对这个枯燥世界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批判知识的水平”。     

少年胡适在上海时史料补遗

我们对胡适早年在上海特别是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四十自述》,而学者对胡适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研究,主要依据也在此。如江勇振教授所言:"胡适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六年,是他一生思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及其读者

There were numerous book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 published in the cultural marke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ir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purposes, hygienic concepts and hygienic identification in these books display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efforts in constructing “hygienic modernity” an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state. Book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firstl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ssionaries and it was not until 1894 that many Chinese began to edit, translate, and write books of this kind. About one hundred and thirty varieties of book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m were textbooks widely read by people and commonly accepted as books of “hygiene” or “medical science” together with the then published books of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and books on how to keep a good health. At that time, hygiene was not only a guideline for people’s life and consumption, but also became an ideology to distinguish civilization and savageness with its significance gradually connected with race and nation.     

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认知

近一百多年以来,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①一书就是对史学思想变化的叙述和分析。     

近代上海医药广告借名造假现象探析

正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关于近代虚假医药广告的研究。这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一个问题。药商广告造假,其实是从1880年代就开始了,在1890年代慢慢成长。1900年代进入高峰并持续"繁荣"到1949年,延续60多年。药商广告造假不仅手段恶劣,时间跨度也很长,影响波及消费心理、文化观念等社会各个方面,但历来研究者重视不够。从理论上讲,阅读史的研究有一个层面很重要,就是阅读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