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宋朝守边第一将:智术大师李允则

宋朝虽说是文盛武衰(徐洪兴、姚荣涛《文盛武衰:宋朝历史一瞥》),但也有名将辈出,如杨业、狄青、岳飞等,皆是能征善战之辈。战时能征善战固然重要,但和平时期能让边防固若金汤同样可贵,否则就可能给敌国以可乘之机。单看和平时期,宋朝守边第一将当数李允则。南宋大臣曹彦约在给宋理宗讲解历史时说:"本朝守边之臣,未有出于(李)     

宋代安南使节广西段所经路线考

宋代是中越双边关系的草创期,各种外交制度和模式都处在摸索和调适之中,其中就包涵了安南使节使宋路线的选择。廉州道是北宋前期安南使节优先选择的路线,但钦州道后来居上,取而代之,成为宋代安南使节使宋的主要线路,邕州道凭借其全程陆路的优点,地位亦有日益增重的趋势。路线选择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和自然背景,如历史的惯性,交通干线和贸易中心的变迁,接待花费与交通成本,以及气候、地形和路线距离等自然因素。     

徐元杰《楳埜集》卷九误录李曾伯《可斋杂稿》书信

现存徐元杰《楳埜集》卷九收录22份书信,其中19份互见于李曾伯《可斋杂稿》,当是四库馆臣误录了李曾伯作品,其余3份的作者亦"疑似"为李曾伯。这些书信的内容既与徐元杰的仕履不符,也与徐元杰手稿的流传情况不符。《永乐大典》残卷片断也部分证明这些书信的作者是李曾伯。     

烟火公事在宋代基层治理中的转型

<正>宋代从都城到州城、县城，从镇寨场到乡村里保，广泛置有“烟火公事”。烟火公事仅见于宋代，¹但当时典籍却并未明确记载具体职责。宋亡后，烟火公事随之消失，对应职责更难以厘清。明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解释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或认为掌管火烛，²或认为制作火炬，³或认为防范火灾。⁴其中“防范火灾”说得到今天学者普遍认可。⁵在人居环境大同小异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