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中后期士人的群体心理

东汉中后期七人群体的形成是儒家经学的极盛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心理和感情的交流,形成自己的群体心理,产生了心理相容、群体规范、群体凝聚、类化趋向等群体心理现象。它是我们研究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与历史变迁的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论荀悦的历史认识论

荀悦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历史认识的目的、方法、思维方式、检验标准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阐明以史为鉴的必要性 ,将历史认识与取鉴资治有机结合起来 ;强调认识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区分类例 ,由此及彼 ,知微察著 ,去伪存真 ,获得对历史的理性认识 ;指出应以发展变易的观点审视历史 ,不能墨守成规 ,应当因时立制 ,分析事物时应看到其内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 ;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考察历史的理论原则 ,将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参验 ,以真实作为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荀悦的历史认识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荀悦考察历史的方法

东汉后期著名史学家荀悦的著作《汉纪》和《申鉴》中包含着卓越的史识。这主要表现他把历史看成是发展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统治者必须随时而变,随机应变。他认为考察历史问题应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将不同的政治主张置于具体历史时空中探讨。他既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从多角度加以探讨,又能考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分析其内在联系。他看到事物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主张通过比较把握事物的共性与个性,认为考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朦胧地意识到事物内部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人物评价中注意分析其两重性。荀悦的史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佛教传人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收了印度学说的一种宗教哲学。魏晋南北朝佛教广泛流传的过程,就是“不断消化变通印度佛教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并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密切关系。     

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三大学者的经世致用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其直接性与外显性;二是反映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三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四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分析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论袁宏的历史辩证法

东晋史家袁宏的《后汉纪》不仅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袁宏将辩证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形成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他一方面以发展的观点审视历史,把历史视为持续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以系统的观点考察历史,注意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他既朦胧地意识到事物内部存在着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总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又注意考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宏的历史辩证法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     

论《三国志》的人物评价

《三国志》的人物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 ,有助于认识陈寿的史学思想。我认为 ,陈寿评价人物 ,其标准可以概括为识量器局与儒家伦理两个层次 ,前者是外在层次 ,后者是内在层次。他通过具体分析与辩证考察 ,对人物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既包括直接评价 ,又有间接评价。陈寿善于在人物评价中使用归纳方法与比较方法     

论范晔的史学思想

范晔以系统的、整体的思想审视历史 ,又以发展的、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他从正统思想出发 ,把东汉王朝看成是因应天命的正统政权 ,以民本思想论评东汉史事 ,以儒家伦理评判东汉的历史人物。范晔的史学思想是极为广泛的 ,与汉代史家相比 ,其史学思想的伦理性更加突出。     

以史为鉴,瞩目未来: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精神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历尽了各种艰难困苦而生生不已,战胜了无数险阻磨难而重新奋起,创造了令世人惊叹、令后代自豪的业绩。中华哲人读古人之书,以揣当今之务(《读通鉴论》卷二十一),深入探讨天地之经,治乱之理(《读通鉴论》卷五)。他们既注意从盛世中总结经验,     

论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

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是极为复杂的。他相信天命，以天命来解释三国时期历史演变的动因，甚至将一些历史事件发生乃至一些历史人物的兴衰成败也视为天命。他又强调人事，看到了君主对于治理国家的决定作用，认为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进用人才，并认为亡国之君与圣贤之主的区别就在于怎样看待天下兴亡的问题。他以民本思想审视三国时期的历史，指责统治的专横暴虐和残民虐民的行为，强调民的主体地位，认为治理国家要顺从民意，并赞扬那些爱民恤民的官吏的业绩。他有着强烈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以曹魏为正统来记载三国时期的历史，一方面又根据正朔有三的原则对三国历史分别加以记载，并通过历史记载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继承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