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乡大小庙宇处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其中供奉的神像成为"迷信"的代名词与具象。因应教育的名、革命的义、经济的力,庙宇整体性地在20世纪经历了向学堂、学校的转型后,又发生了向传统、遗产的转型,进而成为发展地方经济以及建设精神文明的文化资本,及至不少没有了师生的村小学校舍向庙宇回归,供上了神灵。由此,庙宇成为了现代中国变迁、沿革的记忆场。在此轮回中,当下乡野庙宇也部分发生了从祭神到娱人,尤其是"兴老"的新转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传统庙会的福利内蕴与价值理性。     

文化转场、个人的非遗与民族共同体

在相当意义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结是大国政治博弈与话语权争夺的结果,非遗保护运动的展开很快演化为文化治理的政治技艺。长时段观之,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延续了传统中国文化演进的上下回还、流转的内在逻辑。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凸显与赋予,加强了不同阶层、群体、行业、地域文化的自我澄清以及一统性。家国情怀的激发,则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然而,受镜头美学和行政管理逻辑支配的“馆舍非遗”保护模式,使得非遗保护运动的表述和实践多少背离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服务传承主体的初衷。要使非遗工作进一步发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用,就须将“馆舍非遗”还归于民,将源自民俗的非遗再民俗化,使之成为真正支撑人之“生”的文化。如此,“个人的非遗”也就有着革命性的内涵,对于相关学科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筑牢和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将具有重要意义。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生命经验的裸写：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志已经有了多种尝试,并开始注重文艺创作始终力图再现的生命经验和个体感受。裸写的《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给民俗志提供了一个化理论思考于无形的个案。它在事实与理论、观点与资料、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取舍也成为绑在民俗志潘多拉盒子上的导火线。当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都声情并茂地书写着生命经验,难逃有机知识分子尴尬位置的民俗学者不得不在学术圈、田野、民间的转换中,直面“平民”、“人道”这些模糊而危险的概念。在阐释学与资料学、学者与民众、人道与自私的裂缝间,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志也就具有了实验性与可能性。进一步,正常与不正常也应该是民俗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无定法的田野——天桥艺人调查的回顾与反思

混沌中接受调查任务在从事天桥艺人调查之前,也就是刚刚进入硕士二年级的学习期间,我正对民间信仰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确切地说,我对形形色色的神灵在现代乡村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神与人二者之间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我记忆中的和现在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民众的世界观。同时,我雄心勃勃地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系统阅读国内外学者有关民间信仰调查、研究的书目。也正是通过这些书的阅读中,我知道了李亦园和乔健二位先生,并为他们的研究风格和表述方式所吸引。因此,当我的导师刘铁梁教授在1999年9月告诉我乔健先生希望找一个人在北京天桥调查,作为其“传统底边社会研究”的一个子课题时,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并希望从这次合作中,学习以乔健先生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那种精细、严谨的调查方法。     

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

在华北,千年流传的女神三皇姑传说盛行不衰。这位女神的身份,以隋文帝女、南阳公主、千手千眼佛三说最具代表。在碑志等地方文献中,隋文帝女和南阳公主说居于主流;在民众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千手佛的传说流传更广。这揭示出文人士绅重"教化"与民众求"灵验"的迥异心态。近代以来,三皇姑传说被再次整合,南阳公主身份与千手佛故事主体层累、叠加一处。如今,化约、趋同的三皇姑传说是旅游经济驱动和传统文化定性互动的结果。     

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试行)·下

附一: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北 京 作为 全 国的 政治 、经 济、文 化中 心 ,其民 俗文 化 的多 元性 、丰 富性 和地域 性都 主 要表 现 于城 区。 同时 ,由 于城 区社 会生 活 空间 广 大,人 群居 住 密集 ,生存 方式 多 样,行 业分 工精 细 ,等级 复杂 森 严,从 而使 得城 区 的民 俗文 化 在整 体结构 上呈 现 出熙 攘 纷繁 的风 貌。 这 些民 俗 既相 互分 立 、各 具 特色 ,又相 互 包容 、结为 一体 。因 此,对城 区民 俗 文化 应 加强 对其 社 会关 系内 涵 的认 识。这 就 需要 从社会 公共 生 活领 域 和家 庭私 人生 活 领域…     

近代都市社会的一个底边阶级——北京天桥艺人的来源、认同与译写

一、引言从清代同治年间至二十世纪中叶,位于北京城前门外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的天桥逐渐成为众多行当艺人撂地卖艺谋生的一块杂吧地。在天桥老艺人的自观和老街坊的他观中,天桥主要指永安路东口西南方圆“二里大”,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等有艺人撂地卖艺的地方。在“新”中国改造“旧”社会的语境下,作为近代     

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

在《辞海》中,“天桥”辞条的第四项解释是：“地名。在北京市永定门内,清末逐渐形成民间艺人集中演出的地区,经常有各种戏曲、曲艺、杂技、木偶戏、武术等,以摆地摊方式在简陋的戏棚中演出。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清代相声艺人穷不怕、民初滑稽京剧演员云里飞等,都出于此。建国前受流氓恶霸把持,也是藏垢纳污之昕。建国后经过改造,建立了剧场、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