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与“后人类史学”:理念与实践之张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思潮,后人类主义来源颇为复杂。福柯所宣称的人类的终结及梅西会议上有关控制论的讨论,大致标志了两大渊源,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强调批判性,旨在反思人文主义(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则是在科技革新的刺激下产生的"后人类"议题,亦有"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凯瑟琳·海勒对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的回应,将科技发展中的控制论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联系到了一起,代表了两种后人类主义的交流。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已经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动物史),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了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简而言之,来源于科技革新和展望的后人类主义冲击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促使史家从"后人类"的角度审视历史研究的前景,但近年"后人类史学"的实践亦表明,这一史学新潮在未来的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

当下后人类的科技前景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历史的理解,但同时又激发我们以新的方式去认识历史。一方面,将后人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表明时代转变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后人类假设一种新的、优于人类的主体将在这个新的时代诞生,由此消解了现代西方历史认知中的人类主体。本文试图以人类的故事为参照从而理解后人类,并考察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人类之命运:首先,探究古典历史哲学如何通过发明人类这一主体从而获得宏大历史叙事(亦即人类的故事)本身的完整性;第二,叙述近半个世纪的后殖民与性别研究是如何猛烈抨击这个中心主体的,而其批评针对的是人类故事的普世性;第三,分析后人类如何挑战人类的故事及后殖民与性别批评。后殖民与性别批评使史学变得碎片化,但保留了小范围内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与此不同的是,后人类并不质疑人类故事的可行性,因其要求以优于人类的主体取代人类,所以必然会唤醒作为整体的"人类"。此外,作者认为后人类代表了对现代西方历史学现状和历史叙事可能性——小历史抑或大历史,碎片的抑或普世的——的根本挑战。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