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中“文士”、“法利赛人”之隐喻及多重意涵

胡适《说儒》一文除探寻儒之起源外,亦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性和现实关怀。其参照基督教创教史建构孔子为"儒教教主"时涉及的"文士"、"法利赛人"有隐喻学院派学者之意,并借此揭示出知识人、学者的追求与百姓愿望之间的差距,其目的是弥合彼此之间的鸿沟,以便在民族危机之时建立起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心。从篇尾以理性解构自己建构的"教主"形象可知,胡适在此问题上亦充满困惑。但《说儒》提出的儒家及其思想与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疏离和沟通的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

关于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蜜月时心态的讨论,不惟是一桩孤立的事,它实际涉及到今人如何从具体环境出发,对古人作“了解之同情”的问题。将胡适的婚姻想象成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不和谐,并根据部分史料得出新婚的胡适内心必不快乐的结论,显然是今人以今之标准揣度古人所致,不合乎历史。事实上,从性格和所秉持的原则以及对新婚的低期望值看,新婚蜜月时胡适的心态与一般的新郎并无不同。而这次内容部分更新的旧式婚礼,倒与胡适一向倡导的“点滴改良”相契合。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尽管观点不一,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采取两分法,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