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面哥人移民美国的历程

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3今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墨西哥人向美国较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于20世纪初前后,概而观之,除20世纪30年代因大萧条而短暂中断外,墨西哥移民一直呈现出持续的高水平特征.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四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942年美墨双方签署<布拉塞洛计划>到1964年该计划终结;第三次浪潮从1965年移民法颁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间大量墨西哥无证件移民流入美国;第四次浪潮从<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颁布至今.墨西哥人移民美国源于一系列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因素,根植于关墨两国总体社会经济背景之下.     

全球资本主义:三次重大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关系的社会—哲学解读

从19世纪起,资本主义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19世纪至今的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和非西方式的民主经济阶段。可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称为大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类型出现危机的结果,而新的现代性类型是通过寻找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关系来形成的。分析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型的经济、社会根源,可以清晰地洞察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三次大转型的新理论框架为预测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美中和解看尼克松政府的“均势”政策

６０年代中、后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以往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世界战略难以再呈现良性运行态势。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１９６９年１月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决定走调整、迂回之路——变往昔依据优势力量谋求世界霸权为通过推行“均势”外交实现美国一如既往的战略目标。尼克松尤其重视中国在全球均势中的作用,他把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地缘政治砝码,积极促成美中和解的实现。从本质上说,“均势”政策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种调动方式,尼克松意在通过利用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在交叉变位中牵引国际格局走势,实现美国一极独尊的霸业     

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的战略性转机

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政治格局及国际关系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下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如何,命运、出路何在？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三世界概念的"过时论"、"消失论",国内部分人士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途亦感忧心忡仲。不可否认,冷战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总体地位,而且由于世界呈不均衡发展、演进态势,整体而言第三世界比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面临更多的难题。但是,冷战结束后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更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战略位移走势,本文从第三世界历史底蕴的积淀到现实机缘的再现…     

美国杰出的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美国杰出的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宋鸥在美利坚合众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已为人熟知。然而,他作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却鲜为人知。因此本文拟就富兰克林在...     

评李善长之死

李善长之死,是明代最大的政治冤案,《明太祖实录》、《明史》等文献所列李善长得祸的原因．皆属欲加之罪,不实之词,不足为凭。但从李善长案发的前前后后,却能集中地反映出明初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方方面面,从中可见洪武年间皇权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而洪武朝那种极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与其说是君权与相权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朱元璋的病态心理与雄猜好杀的个性起了主导作用。这是朱元璋与前代开国皇帝相比较最为逊色之处。这不但是李善长等开国功臣们的不幸,也是朱元璋本人的悲剧。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