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梁启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1902年,他提出了"孔北老南"说。这一说法是梁启超在新民意识主导下突破儒家中心主义的学术产物。在建立此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一方面借助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另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学术界的地理学理论与汉学资源。该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回响,具有长远的学术史意义:它是"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同时,它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具有学术平等的眼光,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此意义上,该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