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的20几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七十七次之多”.而民国1931年的大水灾,无论从受灾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在民国乃至于近代的灾荒史上,都是空前的.此次水灾,全国“被灾省份计有十七省之多,灾民几达七八千万人,淹没农田约占七万万亩”.“人民死于水患及病疫者,日以百千万计”.其中以湘、鄂、赣、皖、苏、豫、鲁、浙八省受灾最重.据估计,此次水灾的总损失在50亿元以上,仅农产品的损失即达4亿余元.八省的农作物年产量占平常年景的百分比是:稻米为38%,高粱、小麦为29%,棉花为24%.前五省89县的流亡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40%.     

民国时期的勘灾机制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民国时期,特别是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勘灾的法规与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对勘灾人员的选聘机制已较成熟,政府与社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购买社会的救灾服务,渐为普遍的共识。勘灾人员对灾区灾情的记述多采取背向性的方式,以发挥其激励的功能,政府对此予以认可。灾情勘察是个持续的过程,是划分灾害等级和分配灾区物资的依据。勘灾过程充满艰险与困难,也是勘灾者思考灾害原因和提供对策建议的过程。勘灾的效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权衡,与社会的经济力、财力、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范畴来说,淮河流域为近代中国有名的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区域,考察该区域的勘灾有典型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明清以降徽州与淮北的住行文化之比较研究

受益于厚重的文教和雄厚的财力及良好的环境,徽州人的居室富丽精致,环境宽松优雅,建筑设计和室内陈设皆蕴含浓厚的风水文化和儒家文化。同期淮北多战乱和灾害,环境窳败,经济落后,人们的住房多粗糙简陋,少数殷实富户的宅院则规模庞大,华丽有格,表现出与南方甚至外来建筑文化兼收融合的多元特征。从出行来说,在铁路未兴时,淮北早已形成范围甚广的水运体系,即以淮河和大运河为主干,以淮河众多支流为支干,并辅之以驿道。京汉、津浦铁路开通后,运河的大部分货物运输为铁路所吸纳。以传统运输工具为主的短途运输,也只担负铁路运输的辅佐角色。徽州虽地势高峻,但河流运输并未因公路的修建和公铁联运而减色。公路兴修后,徽州竹木茶的对外输出仍是依靠河道。这点,与淮北基本相反。淮北地势大体平坦开阔,河网密布,加之新式的公铁运输,交通出行比较崇山峻岭的徽州还是方便很多。然而淮北人因普遍的贫穷,非不得已也不轻易享近代的交通工具,还是安步当车者多。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民国时期安徽的水利建设

安徽省．在民国37年中,就发生大小水旱灾害共45次。从全省的水域分布状况看,江淮流域面积约占全省总积的80％,“故江淮堤防之能否安澜．固直接足以影响农产物收获之丰歉,而对于本省经济之荣枯,亦有重大而密切关系”。因此,南京政府和安徽省政府对兴修水利较为重视。其投入和成绩在各种救灾措施中堪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