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研究高句丽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反而是以韩国为主的国外学者,与研究高句丽佛教建筑情况不同,国内研究渤海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颇丰,但多以考古学为主体,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和渤海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个政权下的佛教建筑同属于佛教建筑模式下的建筑构造体系;第二,两个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因此在佛教建筑风格上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有性;第三,因两个政权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前后发展顺序,所以后继者势必对前代技术和风格有一定的继承性;第四,因同为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的地方政权,所以都不可避免有着向中原王朝学习的过程,表现在佛教建筑上都受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模式的影响。     

吉林九台满族杨氏“野神祭”遗俗

吉林省九台市境内的满族尼玛察氏,汉译为杨氏,先祖系渤海国东海窝集部野人女真。杨氏家族的祭祖习俗,仅据其家谱、神谕记载,自始祖代书至今已有330年的历史。该家族祭俗中的“野神祭”（又称“野祭”、“大神祭”）,作为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要素,承载着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蕴含着道德观念、原始思维、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内涵,具有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尤其是保留了诸多动物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大神祭”仪式中的萨满文化内容,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高句丽故国壤王施政策略发微

高句丽历史上的全盛局面是由小兽林王的"文治"和广开土王的"武功"共同缔造的,而故国壤王是介于二者之间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环节。正是故国壤王继承了小兽林王政治、文化制度改革,并加之其招徕流民、壮大高句丽人口、修好新罗等措施,才极大促进了高句丽国家实力的强盛,保存了小兽林王的改革成果,为广开土王开创了最佳的发展契机。     

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以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渤海国军事装备初探

渤海国位于东北亚的核心位置,是一个被唐朝、新罗、黑水靺鞨、突厥及诸多部族包围在中间的地方政权,从建国至覆灭都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军事威胁,也曾数次卷入周边的军事冲突及防御战争之中。因此,从建国起,强大的军事装备便是保证其生存发展下去的重要保障。在历史文献中,基本没有给我们留下较为完整的关于渤海国军事装备的文字材料,但是,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有关渤海国军事战争等材料,配合考察研究渤海国遗迹出土文物,对渤海国军事装备的基本情况作大致的了解和分析。藉此来证明当时渤海国高超的军备技术水平,侧面反映了其与先进地区手工技术的频繁交流,由技术流动看出的人才流动及人口流动情况。     

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调查

满族祭祖习俗源远流长,最大特征,是以氏族为核心传承沿袭,并各民族独具特色.但随着新时代强势文化的冲击,满族祭祖习俗日渐式微,惟有居住在吉林省九台市莽卡满族乡的石氏家族(满语:益克特里哈拉),完整地传承沿续着家神祭、野神祭这一古老的原生态的祭祖礼仪.     

渤海王子大门艺移民唐朝史事考

大门艺是一位移民并定居唐朝的渤海王子,其入唐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和背景,表面看,是大门艺代表的亲唐派与大武艺代表的抗礼派在对唐态度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大门艺在争夺王位失败后选择入唐寻求庇护。但大门艺"弃其众"入唐绝非是只身投奔,而是带来了一定数量的随众。其后,受该事件的影响,被大门艺"弃"于国内的随众陆续移民至唐朝,被安置在幽州地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