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不是春秋时人

李国文在《大雅村言》之《吹的学问》一文中说:“春秋时期,赵国想起用大将廉颇,派了一个使者到魏国去看他。那个使者回来汇     

马日磾怎么成了外国人

李国文在《满村听说蔡中郎》（见《中国文人的活法》）一文中说,东汉末年的大官僚、大文人蔡邕,因为依附董卓并同情董卓之死,被司徒王允逮捕治罪。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出面营救,都没成功。“太尉马日碑,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汴京何处乐游原？

2003年第二期《读者》乡村版,刊登陈少游的一篇文章《踏青的来历》。文章不长,错误却很多。例如他说,北宋大词人柳永死后,“众名歌姬纷纷慷慨解囊,在乐游原上为之买地建坟……每年清明前后,汴京城里的名姬们都会云集乐游原,到柳永的坟上挂纸祭扫,时人唤做‘上风流冢’,久之便成了‘踏青’的风俗”。短短七十字,至少有三处错误。首先,说乐游原在汴京,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我国古代乐游原先后有两处。一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汉宣帝神爵三年在秦朝宜春苑的旧址上建造;一在现在江苏省江宁县,南朝刘裕建造。长安的那个乐游原在历史上相当有名,当时…     

与阿满子商榷

何满子杂文集《五杂侃》,有一篇《明初的酷刑》。开头便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严刑酷法,相传纣有‘炮烙’、‘蛊池’,前者是以火柱烤人,后者是将人放人毒蛇坑。”短短的一句话,四十个字,至少有三点我觉得不妥,值得提出来商榷。     

与何满子商榷

炮烙和蛊池 何满子杂文集《五杂侃》,有一篇《明初的酷刑》。开头便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严刑酷法,相传纣有‘炮烙’、‘蛊池’,前者是以火柱烤人,后者是将人放入毒蛇坑。”短短的一句话,四十个字,至少有三点我觉得不妥,值得提出来商榷。 首先,纣所在的殷商不属于封建王朝,而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我国从夏朝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便     

与李国文先生商榷

李国文说,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是帝王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人性格并不完整。“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庾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素质。”(《文学的魏晋》)读到这里,我有点困惑：司马迁明明是正常死亡,怎么顷刻间就变成“庾毙”了呢?     

他们都没犯“偶语罪”

何满子有一篇文章《朱元璋惩“偶语”》。(见《五杂侃》)文中说：“朱元璋不但以文章罪人,也实行秦始皇的‘偶语者弃市’的苛政”。他先举一个例子：朱皇帝微行京都,听见一位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于是就龙颜大怒,“即令籍没民家甚众”,罪名是犯了“偶语罪”。为了提高读者对偶语罪的识别能力,何先生又举了两个例子,虽与朱元璋无关,但却都罪涉“偶语”。     

这话不是项羽说的（外一则）

2004年第3期《随笔》发表韩美林的文章《礼义之邦质疑》,文中说：“拔山盖世直立天地的楚霸王尚且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之宽怀大度之辞,我是孔圣人家乡的后代,绝对受的是这种教育,而且一生亦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推崇这个‘仁义’二字”。韩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把樊哙的话安到项羽的头上去了;二是把这句话的含义也弄反了。     

从宾馆经理到一代神医的扁鹊

战国时期,我国出了一位神医,名叫扁鹊。他发觉齐桓侯有病,主动要给他治病。而齐桓侯却讳疾忌医,不承认有病,以致病入骨髓,不治身亡。这个故事,读过初中的人都熟悉。但是,扁鹊在行医前是干什么的?他的医术是从哪儿学来的?对此,一般人恐怕就不知道了。因为中学课本上的《扁鹊》一     

乌台

在古代,人们习惯称国家监察机关御史台为乌台。典出《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此人们就称御史台为乌府或乌署,亦称乌台或柏台。可是,李国文先生在介绍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之祸时,却与众不同地把乌台解释为北宋首都开封的一个固有地名。他先在《中国文人的活法“·城东不斗少年鸡”》一文中说“:乌台是都城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接着又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王安石之死》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