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学校的历史,是一个学校整体的历史。因其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它的研究具有一般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一方面是大学离散聚合频繁,存亡继绝难测,从而加大了校史研究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因缺乏历史学者的参与,而使得大学校史的撰写存在诸多缺憾,校史的研究难成一门“显学”。     

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     

“三党竞斗”: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背景分析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青年党和国民党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的交往记录

<正>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十世),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十四世),是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们交往频繁。从新中国成立至西藏和平解放,毛泽东与班禅晤谈两次,互通电文、信件六次;与达赖互通电文、信件两次。毛泽东与两大活佛的坦诚沟通,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基础。从西藏和平解放到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毛泽东与达赖互通电文、信件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中共创建时期党内的几次争论

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在创建时期党内的几场争论中大都有所反映.然而从这些争论的结果来看,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党显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认识.这使得中共对于理论准备不足情况下,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及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两大与生俱来问题的解决大大地延误了.     

从史学角度观察中共二十大

<正>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1)) 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则将这一研究思路，形象地比作“祖孙的方法”。此种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2)) 这个方法也为我们观察中共二十大，并通过它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