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

云南自古就是著名的瘴气之乡①。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大,存在时间较长,随社会历史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对瘴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深入推进的时期,随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云南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瘴气分布区也随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于深山河谷中,纵贯于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等广大的…     

灾害及其防御和应对——“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人类的避灾、防灾、抗灾的意识、措施、技术、制度也随之诞生并不断进步和发展,对灾害的救治起到了积极的资鉴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力度越来越大,因环     

闺中良友：云贵总督高其倬妻蔡婉事略

高其倬(1676-1737)是清朝雍正年间较有作为的云贵总督之一,他两次出任云贵总督,革除土司承袭弊端,在丽江、姚安、中甸、鲁魁山等地进行了改土归流,为鄂尔泰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铺平了道路;他妥善处理好了鄂尔泰改流的善后事宜,平定普洱等地的民族起义．巩固了改流成果,完成了改土归流后云南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为云南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

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瘴气与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其分布区域随自然生态要素的改变而变迁.随着清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很多瘴气密布的地区得到了开发,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瘴区范围从腹里地区向丘陵及深山河谷区退缩.瘴气密集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以及滇中、滇东北的金沙江河谷区、滇黔交界区也出现了瘴气减弱退缩的现象.瘴气区域的变迁反映了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     

清代云南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初探

清代,随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和开发的深入,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使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各地生态环境的变迁,使瘴气分布区逐渐被分割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在深山河谷中。纵贯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是云南自古以来的重瘴区,主有要顺缅、景东、普镇、镇南、元江、临安、开化、广西、广南等瘴区。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瘴气研究综述

瘴气作为一个区域性、历史性的名词及对瘴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生态现象,在中央王朝对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蛮烟瘴雨之乡”成为南方尤其是闽赣、两湖、桂粤、滇川黔等地的别称,瘴气和瘴区成为死亡毒     

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央王朝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清雍正朝以前 ,被改流的多是对抗中央王朝或已造成割据威胁的土司 ,改流浪潮始终未波及那些认同和支持中央王朝统治、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土司。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及土司制的没落 ,对这些土司的改流成为必然。雍正初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 ,采取适当措施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汉化土司改流的历史重任 ,并将其妥善安置 ,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促成了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及研究、荒政制度、区域灾害史、灾赈实践等领域硕果累累。①随着研究的推进及现实价值的凸显,灾害史研究似乎陷入了瓶颈,大多数研究都是就灾害说灾害,集中在灾害个案及赈济史实梳理的层域对灾害背景(原因)及影响、官民救灾及其机制和措施、思想、灾后重建等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断代、区域、特别案例的探讨,对具体路径及方法等问题修修补补,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及模式,重要创新及突破性成果不多,理论及跨学科视域的创新性研究也略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