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     

无问西东:浅谈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视作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西方史学史著作,并将其与30年代朱谦之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看作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由耿淡如、郭圣铭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西方史家的著作、引进西方的史学理     

直面问题、探寻方法——第2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9年10月18-20日,第2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承办。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10余家出版社的学术编辑代表共100余人与会。     

世界历史中的个体、群体与社会——第四届全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综述

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工作委员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四届全国世界史研究论坛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体、群体与社会”。与会学者107人,共收到各类论文82篇。在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分别致辞。以下分五大主题对本次会议的论文以及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话题作简要介绍。     

公民宗教与城邦政权——雅典城邦的宗教管理

本文通过对雅典城邦中神务人员与宗教律法的梳理,通过对雅典城邦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宗教自由与压抑的讨论发现,雅典城邦政权对宗教的管理是城邦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宗教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表明了城邦政权对公民宗教的尊重、对大众利益的服从。城邦政权与宗教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支撑的关系。     

为他者书写文明史北大核心CSSCI

如果用世界图书馆书目worldcat搜索一下,我们会发现,冠以"文明"(civilization)之名的研究,数量极为庞大,各类语种的条目上百万.哪怕是剔除其中的重复性研究,仍然数量极大.所以,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谈文明,是在什么设定下书写文明史,在当今学术界,恐怕仍是分歧大于共识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现状,如何书写文明史就成为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对于中国治西方史学的学者而言,如何通过梳理西方史学中两千多年来对于"文明"这一概念的历史书写方式,以一个东方的视角来反思西方史学界对于"文明"及"文明史"的定义、话语、内涵以及范式形成、意义变迁等,更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古代希腊的献祭仪式研究

每一种宗教都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人们如何思考那未知者,这是教理教义所要说明的问题;二是人们如何与那未知者发生关系（崇拜、感知、沟通、结合）,这便是仪式所涉及的领域。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外宗教学界普遍认为,对于古代宗教之理解,仪式比多变的神话更具重要性和启发性。晚近以来,对仪式的研究则已突破了纯粹宗教学意义上的探索,而将它置于整个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这样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使仪式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即是以古代希腊的杀牲献祭仪式为例,在具体考察其形式与结构的基础上,提示了这种仪式所反映…     

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