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浙南永嘉县发生一起下岸村村民池凤廷与官岭山下村村民吕龙海之间的水利诉讼案件。永嘉县政府起初支持下岸村在前江浦修筑陡门陡门,即水闸。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文献中一般称之为“陡门”,本文亦称“陡门”。,以便防咸蓄淡、减少涝灾。在吕龙海提出反对意见后,县政府又认为下岸村没有必要修筑陡门。这一事件惊动了浙江省政府和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后经浙江省政府、经济部裁定,令池凤廷拆除陡门。不过,下岸村采取拖延态度,提出再诉愿,并决定在陡门处建造活动木桥,方便村民往来耕作。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上下游村民重灌溉还是重通航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均反映了历史的共相与常情。将这一案件置于更长的时段和当时的浙南乡村社会考察,有助于探讨战争背景下乡民在农业生产和水利活动方面的考量,以及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也启发我们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抗战历史的内在发展,并将抗战时期视为长程历史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抗战变局中的朱家骅与侨商黄氏家族

印尼华侨巨商黄氏家族于20世纪30年代投资中国国内,在上海创办了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中国酒精厂。黄氏家族投资事业之得失成败,与抗战前后的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展现了国民政府政要朱家骅与黄氏家族的交谊史。朱家骅利用自身地位,以朋友之情对黄氏家族守望相助十数载,战前是锦上添花,战时是关心劝诫,战后亦无可奈何。探讨抗战变局给华侨巨商带来的现实挑战及他们的选择与应对方策,不仅可体察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中如何协调自身工商利益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关系,还能帮助研究者在处理抗日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时,犹记关注国族命运的同时关心家族与个人的历史。     

《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与左翼经济学家

1934年春,左翼经济学家在汪精卫系报刊<中华日报>扩版之际,果断出手,获得该报副刊<中国经济情报>周刊的主编权.他们将此副刊定位为研究中国经济结构性质、寻找根本改造中国经济道路的左倾色彩明显的经济专刊,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占得一席之地.1935年7月,<中华日报>馆突然将该副刊收回自办.但出人意料的是,刊物风格并未出现明显的"右转"迹象,并且仍继续大量刊发左翼经济学家的来稿.重新梳理与考察<中国经济情报>的这一办刊历程,为我们探寻左翼经济学家此时的生存状态、思想主张与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共产党人》与党的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获得大发展,党员人数快速增加。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度呈现倒退和分裂的倾向。此时,党内的团结统一和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党内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创刊,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大量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文章,提倡实事求是、踏实作风,基层党组织积极交流与分享党建经验,推动了全面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发展和党员质量的提升。根据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共产党人》尤为重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依靠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实现了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体推进。     

抗日战争与华侨社会的演变——以新西兰华侨捐款风波为中心的探讨

华侨为抗日战争捐献巨款,赤子功勋彪炳史册。华侨在捐款过程中的具体面相与相关纷争,亦不可忽视。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的1937年9月,新西兰华侨联合会改组为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下设各分支会,同时召开第一次全侨代表大会,发动华侨踊跃捐款,促成了新西兰华侨社会团结一致、支援抗战的局面。但是,1938年春夏发生华侨捐款风波,所辖华侨人数最多的屋崙支会宣布脱离总会,总会则向国民政府状告中华民国驻新西兰总领事汪丰"放弃职责、分化侨情"。这一事件表明,新西兰华侨有支持抗战的共识,亦存在矛盾与纠纷。不久之后风波的顺利平息,促成了新西兰捐款方式的改善和监督机制的加强,有利于抗战时期捐款的顺利推进和华侨社会的团结。可以说,一部战时华侨爱国史,也是一部当地华侨社会的成长和演变史。     

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戊戌政变后,虽有统治者严酷的言禁,但社会各界仍对相继发生的事件相当关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当时参与较多的报纸,如《中外日报》、《国闻报》、《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等都刊登了相关报道和文章,从不同立场对政变作出各种反应和思考。与此同时,包括各级官员、各类知识分子和各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或公开或私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这些出自各方面的舆论,说明政变后的社会舆论比较复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时局的不同主张以及先进与落后势力的复杂斗争。     

马寅初被捕前后:一个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

1940年马寅初被捕,是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从亲密到疏离、反对的转折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民族危难与国共相争之际知识分子做出政治抉择的生动面相与复杂缘由。深入探讨被捕事件的史实可知,马寅初作为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与孔祥熙领导的财政部早有龃龉,他后来对孔祥熙的批评有其财经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学术坚持。马寅初对孔宋投机外汇、大发国难财的谴责,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引发朝野人士的关注与共鸣,展现了抗战危局中的人心变动与知识分子通过营造舆论氛围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蒋介石在对美巨额借款即将达成的关键时刻,为维护孔宋利益与政府声誉,秘密逮捕马寅初。中共立即借此发难,揭露马寅初被捕真相,形成营救马寅初的舆论攻势,将此事件扩大化。两年后,在朱家骅斡旋下,蒋介石逐渐还马寅初自由之身,但此时马寅初由"亲国"到"亲共"的转变,其势已成。马寅初政治态度的左转,体现了抗战中后期时代潮流的风向,同时,他自己又是这种时代潮流有力的推波助澜者。     

徐毅着《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评介

徐毅新着《绥服远人一一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版,30．8万字）。该书分为导论和上、下两编,导论从“教化”、“帝国治理模式”等核心概念入手,对清帝国的治理策略以及广西在其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做了宏观思考与准确定位。上、下编共六章,     

捉放韩德勤:新四军的战略与策略

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军一边应对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扫荡",一边与韩德勤等敌后国民党势力展开合作与斗争,在复杂、多变、危险的环境中探寻应对方略.1943年3月的淮北山子头战斗中,第四师在第二师和第三师各一部的配合下消灭韩德勤部,俘虏韩德勤,成功阻止国民党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会合后侵占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其后,新四军又从缓和国共关系和便利华中敌后形势出发,礼送韩德勤出境.捉放韩德勤,体现了新四军军事上采攻势、政治上采守势的战略,与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遥相呼应.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军政力量的最终失败,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交锋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是新四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日益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