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

1814年10月,通事李耀(时人多称其为阿耀)被广东南海县逮捕、监禁,广东官府后以"冒滥名器""交结夷人诓编钱财"判其流放伊犁。实际上,此案的发生与第二次英美战争、欧洲国际局势导致在珠江口海域产生的争斗相关,清政府军事、外交力量的衰弱在试图利用此案驱逐英国战船"罢■仁号"的过程中明显表露出来。同时,阿耀案与当时广州口岸中西贸易中的商业权势竞争具有密切关联。在此案发生前后,广东官方致力于夺回英人通过对贸易秩序的干预所获得的商业权力,试图从此案入手解决问题。此外,阿耀案亦成为中英双方解决当年发生的贸易冲突事件之手段。这个案件反映了,早在鸦片战争前数十年,中英之间在各方面的冲突与调适已经展开,双方的互动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

鸦片战争前中英司法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凶杀案件的审判与执行方面。从18世纪末开始,来华英人就利用其海上强权,规避中国的司法管辖,并宣称中国相关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可接受,在欧洲通行的国际法准则也不适合于中国,为建立在华治外法权制造舆论。英国政府从1833年开始立法酝酿,为在广州地区建立具有刑事、海事及民事管辖权力的法庭进行准备,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积极推动这一进程。1839年7月,义律擅自宣布建立英国在华法庭。鸦片战争后,英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最终完成了建立在华治外法权的法律程序。     

“福摩萨情结”与台湾形象建构——《中国丛报》台湾论述解析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发行的《中国丛报》,发表了关于台湾的系列文章和报道,为西方读者建构了台湾的形象,体现了西方在荷兰人"失去"台岛后依然长期存在的"福摩萨情结"。这些文章和报道就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但都坚持殖民扩张时代西人关于台湾历史的观念和认识,试图否认台岛与大陆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该刊主要运用反映西人观点的西文文献,对中文文献的运用与解读服从于作者的论述需要。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美国传教士弼莱门和卫三畏先后发表长篇书评,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刊行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与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徐继畬为了写作<瀛环志略>,利用一切机会向西人探询域外文明.同时,这部杰出的著作及其作者,也成为西方人探求中国文化的渠道.西人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的评价,与徐继畬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理性原则、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相关.     

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

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规则制订权力的一次较量。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清朝政府坚持的对外交往体制,也明确了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的体制。1837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打破僵局,在英方交往原则上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但未能得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批准。义律的行为,既反映了他的对华关系主张,更是其力图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产物。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在1838—1839年,他通过鸦片问题使自己成为中英关系舞台的中心人物。     

“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是被称为“广州英语”的一种变种英语。它起源于出现时间更早的澳门葡语,由广州口岸从事中西经济化交往的人群所发明。它主要以口语的形式存在,在发音、造句等方面深受汉语、广州方言和澳门葡语的影响,与正宗的英语相距甚远。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了若干种用作教材和词典的广州英语词汇书的刻本,标志着中西交往持续发展背景下广州英语应用范围的扩大。广州英语在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19世纪60年代后,因广州在中西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上海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广州英语的地位亦被洋泾浜英语所取代。由于此类变种的英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人在19世纪前期就开始了寻求正确的英语知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