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

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都是中共的创建人,但他们却命运迥异,归宿不同:陈独秀数次坐牢被视为托派最后潦倒于江津,李达脱党教书后复入党最后冤死于“文革”,毛泽东则是缔造领导新中国的一代伟人。在风云动荡的20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他们相互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纠葛呢?请看资深专家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     

重读赵丹遗言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特别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在戏剧电影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读《新华日报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前，创办的报纸，影响力最大的恐怕要算《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两种了。《解放日报》在延安，自然好办；但《新华日报》办在重庆，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一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眼皮下办的共产党报纸，既要坚持说真话，又要对付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就是当年参与办报的老报人的回忆录，     

“裱糊匠”李鸿章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作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     

读《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来到延安。他以日记形式，根据自己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黄克诚印象

杨第甫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人生坎坷,饱经风霜,20世纪80年代卸去湖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共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的职务后离休,2002年10月18日去世。上世纪50年代,杨第甫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要职,在新中国首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领导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