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通过汉语、藏语和于阗语材料的比勘,其中六城、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等四个州的地望和辖区可以考定。六城由Cira(质逻;Tib.Jila)、Birgamdara(拔伽;Tib.Bergadra)、Pa、skūra(Tib.Osku)、Phama(潘野;Tib.Phanya)和Gaysāta(杰谢)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Domokoriver)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Cira)县辖境大致相同。西河州(Tib.Shel chab gongma)位于喀拉喀什河(Kara kash)以西,辖区大致在今和田地区墨玉(Kara kash)县一带。东河州(Shel chab’og ma)位于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以东,辖区大致在今洛浦(Lop)县一带。河中州(Tib.She lchab dbus)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即今和田县辖区。另有猪拔州见于新出土和田汉文文书,但地望尚不得而知。其余五个州,一在东部坎城(Kh.Kamdva;Tib.Kham sheng)和蔺城(Kh.Nīa)地区,地在今克里雅河(Keriya)至民丰一带;西部吉良镇(Tib.Gyil yang,今克里阳/Kilian)和固城(Kh.Gūma;Tib.Kosheng)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Kh.Gara;Tib.Shing shan,今麻扎塔格/Mazar Tagh)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对新课改下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学生更多是接受教师所教导的知识,教师也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在新课改下,语文教学走的是大语文路线,课堂教学更提倡在发挥学生积极性的基础上以合作探究的方式来组织。教师也逐渐从权威者过渡到课堂组织者和学生学习引导者角色。文章就针对语文课堂教学实践,结合新课改理念,就新课改下语文教学的改革进行简单探究。     

南诏政治制度述论

南诏前期的统治机构从原始军事民主制中脱胎而来,军事色彩较浓,氏族社会残余较多。到异牟寻时代,原有的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南诏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借了唐朝政治制度的设置,吸收汉人参加南诏最高统治层。     

试论《语丝》时期江绍原的“天癸观”研究

在民俗学研究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江绍原是最先引进国外人类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礼俗迷信的拓荒者,他对中国人“天癸观”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当时处于民俗学运动中心的江绍原在成为《语丝》周刊主要撰稿人之后,开始扩大范围征集有关月经的礼俗迷信材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后来他计划写作的《血与天癸》不幸夭折,但他在月经礼俗迷信研究方面的大胆尝试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     

坚持抗日的先父展书堂

父亲展书堂青年时投军,由一名副兵（候补兵）开始,最后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一师中将师长。他在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身先士卒,全身负伤13处,至死身上还有子弹没有取出。他参加大小战役无数,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山东德州之役和江西的瑞昌之役,其辉煌战绩永载史册,为人们所称赞和乐道。但最后他却因对日作战部队伤亡较大而受到排挤,解甲归田,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含恨而亡。     

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由于历史地理学科界定的问题,因此无法对本年度发表的论著和论文的数量进行准确的统计,仅就笔者所见,本年度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主要有：邹逸麟《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总论分典》（西泠印社出版社）、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一农《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孙靖同《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中国地图出版社）、程龙《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商务印书馆）、     

二战以后族际冲突中对异族妇女的集体“性侵犯”问题

在二战以后频繁的族际冲突中,一族男性集体地对另一族女性进行性侵犯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特殊的族际性暴力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它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男权性别歧视混合交织的产物,其目的是要摧毁敌对方男性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自尊。对异族妇女的强奸也常被用作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或种族灭绝的手段,通过操控或毁灭对方民族妇女的性和生育行为来征服这个民族。在这种民族主义非理性化的场景下,女性的身体和形象作为民族的象征而承受着敌对双方男性群体的双重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