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与新疆农业开发——兼谈国家政权在边疆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高峰,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开发,构成这一时期特别突出的历史现象。在开发活动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两大力量——国家政权力量(其人格代表为皇帝及各级官吏)和民众自发群体力量,都对开发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对这一地区以农业为重点的开发方针和措施,与当地民众的开发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显著成效。考察清政府在新疆农业开发中的决策、组织、管理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新疆开发的历史特点,还能为认识国家政权在清代边疆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一个方面的生动例证。     

“野尻湖库里路台”与日本阿尔泰学界

“野尻湖库里路台”与日本阿尔泰学界华立早在１９８８年第一次访日之前,便得知这里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者和阿尔泰学者有一个已成定例的年度聚会,称＂野尻湖库里路台（野尻湖）＂,野尻湖是会议的召开地,在日本长野县境内,年会以地得名,＂库里路台＂则是蒙古语和土耳其...     

清季新疆建省后农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同治年间中亚浩罕阿古柏势力和沙俄势力的相继入侵,在新疆造成了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大动乱,由此也中断了新疆自乾隆中叶以来农业开发的进程。直到光绪初年清政府收复天山南北,设立行省,重振经济,新疆农业才重新走上复苏发展的道路,成为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上的继乾嘉道时期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鉴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偏重同治以前     

“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一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终江户一朝,幕府在严禁国人渡海出航的同时,也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开长崎一口接纳来自荷兰和中国两国的商船,有人因此将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与清代中国的闭关相提并论。然而细考江户时代的种种措置便会发现,作为小国和岛国的日本在关紧国门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窗口来了解海外的世界,以便审时度势,寻求应对,而当时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中两国商船就成为日本幕府了解外部情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平泽元消（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     

日本所藏“间岛史料”及其研究现状

所谓“间岛”,是过去日本人和朝鲜人对我国东北吉林省延边地区的称呼,该地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邻苏联,南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朝鲜族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基地之一。发端于中国清代、朝鲜李朝时期的边界问题以及有关朝鲜族的司法审判、警察、公民权、税课、土地所有权等等,往往涉及到日、朝、中三方,值得充分重视。日本所藏的“间岛史料”亦即“伊地知文书”,是以间岛问题为主要内容,涉及日、朝、中三方的文书档案汇集。     

清代“公司”小考

一、绪言众所周知,在当代甲国,“公司”一词用指企业组织。如《大汉和辞典》卷2第32页“公司”条下注释为“用商业方式经营的团体,与我国之会社相同”。《新华字典》“公司”条亦作:“合股组成的一种企业组织,现在指国营的较大的企业”。又如H·A·吉莱斯(Giles)编《中英字典》(1912年版),也把“公司”译作“company”,这说明在本世纪初叶,“公司”一词已用来指称会社一类组织了。但是,“公司”一词的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似乎尚鲜有注意。为此,本文拟就“公司”一词的历史由来稍作探讨。     

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

说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现象,人们几乎无一例外会首先想到这个时期的人口膨胀以及它所带来的人口重负和种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这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但是除此之外,十八世纪的人口现象,还有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即这一时期形成的全国人口流动的新格局。它与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对边疆开发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角度,抑或边疆开发史的角度,十八世纪的人口流动,都是值得重视的研     

米兰寻古

10月24日晨,“20世纪西域研究”国际考察队车队从若羌县城出发,沿公路向东疾驶,近阿尔金山山脚时折向北行。经过近两小时的颠簸,到达米兰遗址保护区入口处—设在农二师三十六团团场农田旁的文物管理站。在年轻的维吾尔族看守员帮助下,车队缓缓驶入令人神往已久的米兰遗址保护区,刻有“米兰古城遗址”几个大字的路牌从车窗旁     

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

本文试图运用族群理论来阐释清代满洲人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的统治。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将其统治保持近 3 0 0年之久 ,取决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及保持其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地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