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宗教研究与文化关怀:从各宗教史研究析陈垣的中华文化观

陈垣的宗教研究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关怀。在基督教研究中,陈垣的文化关怀体现在"使基督教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地位"的基督教本色化观,认为基督宗教不可能也不会替代中华文化,只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可以并入他在研究各种外来宗教中体现出来的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中华文化观",即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外来宗教、文化无不融入中华文化,但是不能改变后者;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似地容纳外来宗教、文化,本身得以丰富,但是本质不变,强调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民族文化关怀"表现为用佛教道教著述,表彰遗民,阐扬气节,并论述宗教保存发展民族文化的观点,侧重的是中华文化的长久生命力。陈恒的文化关怀体现了陈垣对自身和国家民族处境的深刻思考,在现实中都有对应,基督教本色化观对应陈垣的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华文化观对应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观点,民族文化观对应外族入侵的文化保存和发展问题。我们分析陈垣的宗教研究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

本文以他者哲学为出发点,结合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文化相遇历史的方法论。作者首先讨论了曾应用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的三种不同框架:一是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影响为主体的传播类框架;二是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如"中国中心观");三是创新类框架,指向接受者及其文化的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随后提出了第四种互动交流类框架,通过强调传播者、接受者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对前三类框架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作者认为,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应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的结果:新的文化产品(一种文本、一个形象,或是社会网络)。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关于他者的艺术",通过它历史学家接受自己的身份也是被他者所塑造的。对他时、他地、他文化的文化重构不仅需要历史学家去观察,历史学家自身也要允许被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