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永大饥馑”与江户幕府的应对及其影响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性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和牛瘟的影响下,1641—1643年日本爆发了史称“宽永大饥馑”的全国性饥荒。执政的江户幕府在饥荒初期应对迟缓、处置失策,致使饥荒形势迅速蔓延并难以缓解。幕府缺乏治理经验,将军几度病重导致政治改革时断时续、“岛原之乱”等社会动荡频发、东亚海域局势紧张,加之禁绝基督教政策等政治危机的反复冲击,以及此前民生议题在幕府治理范畴之外、扩大基层治理权限的改革尚未落实等治理体系阻碍,限制了幕藩各级机构的饥荒救济能力。在饥荒持续恶化甚至波及武士阶层之后,江户幕府终于主动调整对策,通过借粮、救济、劝返流民等方式扶助小农阶层,进而增设民政相关机构、颁行相关治理法令,在缓解饥荒、应对民生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的调整,推动了幕藩制国家治理的改变。     

再探“洪宣娇”

世传洪宣娇为洪秀全胞妹、萧朝贵之妻。但在浩如烟海的太平天国史料中并未见有洪宣娇留下的任何痕迹。经众多学者研究证实,"洪宣娇"原型实系《天兄圣旨》中的黄权政之女"杨宣娇"。①但是,杨宣娇扑朔迷离的一生,至今尚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一、"天父第六女"曾在天京生活过的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写有一则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天上"的兄弟排序:"耶稣为天父之第一子,天贼为第二子,南贼为第三子,东贼为第四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社交媒体对广州饮食文化空间的建构与重塑

研究选取国内四大社交媒体——新浪博客、新浪微博、豆瓣网和土豆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广州饮食文化空间的构建与重塑,得出以下结论:①社交媒体构建了广州饮食文化空间的结构以及全球地方特征。社交媒体将广州饮食文化空间结构塑造为承载饮食内容、饮食文化及其相关社会活动的物质和社会文化空间,具有全球化和本地化交融的特征;②基于网民对社交媒体空间的生产,及其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交媒体消解了广州饮食文化空间原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将其重塑为一个承载多元社会文化、消费文化、权力和情感的空间,而且这些空间意义具有流动性。研究结论丰富了现有媒体和饮食文化空间地理研究成果,同时为广州饮食文化发展和地方品牌构建提供了参考。     

英国陪审团制度中的犹太因素

英国陪审团制度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制度的发展完善也不是完全单一的因素的过渡和演变,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发展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带来的大陆法系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作为英国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影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犹太因素在陪审团制度发展的重要性。     

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趋势,有关饮食、饮食文化体系和饮食活动的研究成为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而国外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1)强调饮食全球化和跨国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从人地关系、跨地方以及文化政治三个方面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了展望。     

顾客对情境主题餐厅表演的感知研究——以广州味道云南食府为例

本文在构建情境主题餐厅概念的基础上,选取广州味道云南食府的顾客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探讨顾客对情境主题餐厅表演的感知特征。主要结论有:(1)情境主题餐厅表演感知影响顾客感知价值;(2)情境主题餐厅表演的感知价值影响顾客满意度;(3)情境主题餐厅表演感知影响顾客满意度;(4)顾客特征差异影响他们对情境主题餐厅表演的感知、感知价值和满意度。该结论对于新文化地理学城市微观文化空间的顾客感知理论有重要价值,对于情境主题餐厅的经营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兼谈太平军恐怖形象之成因

太平天国时期,一场遍及江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的社会恐慌风潮迅猛蔓延。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的两个重要表征,而战争、灾荒瘟疫和生产破坏等所致物价飞涨是社会恐慌的共同诱因。究其根源,还在于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巨大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一身,除战争、灾疫等客观环境外,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和土匪等的害民之举,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自须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