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季羡林先生

1989年9月13日,我们拜访了著名的老一代学者和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季先生于1911年生于山东临清,现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等。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请季先生谈谈他对我国史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希望。他主要谈了以下三点。     

思考与建设

1992年11月28日,本刊编辑部邀请在京史家就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问题进行讨论,现将会上的发言摘登如下。     

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一点体会 两点希望

今天参加这个会,听到诸位对于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就的综述和分析,很受鼓舞,很受启发。我想说的关于过去成就方面的内容,超不出诸位发言之外,这里不再重复。现在谈谈个人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个人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点希望。史学史往往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在一些大学的历史系里也是如此。为什么?简单地说,因为人们觉得它远。相对于现实来说,历史和反映历史的史学已经远了一层;史学史作为史学发展过程的反映,是史之史,当然也就更远一层。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人们更重现实。这无疑有其合理性。如果不是为了现实,作为历史之反映的史学的存在价值都将成为问     

一点看法

近年以来,我国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是颇有成绩的。史学概论课程的开设、多种史学概论书籍的出版、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情况的评介以及国内学者关于史学理论的探讨,都是成绩的具体表现。     

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编年史”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含义的异同

<正>现在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时候,做中国史的人免不了引用一些外国流行的词汇;做外国史的人,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国人,自然也会用到中国的词汇。这样同一个词汇,有时在同一个会场大家都在说。可是实际上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和听的人所感觉到的并不一定相同,这就会导致一些无效的情况,甚至会引起误会。“编年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里“编年史”加了个引号,有人会问,这个词还需要解释吗?中国人只要是搞历史的,甚至不需要是搞历史的,都能够知道编年史的意思。     

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

研治史学不仅要熟知目录学,而且要熟知掌故。掌故与目录学之融通,有助于深入认识史料自身的理路与客观性。研治史学不仅要"识大"(博),而且要"识小"(精)。"识大"与"识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二者既有趋大与趋小方向相反的离心力,亦有内在互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向心力。对史料的把握要做到"竭泽而渔",更需"识大"与"识小"兼而有之。读柴德赓先生书,寻绎陈援庵先生和柴德赓先生治学之门径,对于史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