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抉择──论吴三桂降清

在明清鼎革的剧烈社会变动中,故明官吏的降清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他们各自情况的不同,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其中,似以吴三挂的降清最令人瞩目。所谓“开关迎师”,即是把吴三桂的降清同清军入关、定鼎中原的大业联系在一起,吴三桂于清王朝可谓功高无量。然而,由于吴三佳阵清复叛,向为清人贬抑,明人又因吴三桂献关迎师,甘为异族鹰犬,痛加贵伐。而后人在评论吴三佳阵清时,亦因各有自己的见解,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三桂的降清,无疑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一时期历史发…     

试析乾隆惩贪屡禁不止的原因

贪官污吏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据朱彭寿的《旧典备征》记载:乾隆一朝,仅二品以上大员因贪赃被处死者,就有三十人之多。然而,尽管乾隆帝严刑峻法,却无止于世风之日下,特别是督抚大吏的贪黩,至乾隆中后期更是屡禁不止。其势态正如清人薛福成所说:“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为他代听罕睹。……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封建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贪墨提供了特殊的环境。但是,乾隆惩     

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忆王思治的清史研究

<正>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以有生之年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不啻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还是青年学生的王思治便参与了中国史学界有关"五朵金花"的理论大讨论。期间他撰写了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王思治从     

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

在对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清王朝这一庞大的国家,是由一个相对规模不大、人数又不够多的官僚群体在治理着,而且这一时期还有着康乾盛世的美誉。这就告诉我们,这些官僚中必须要有     

清代的消防组织与救火工具

清代的消防组织由属于官府的巡城官兵与属于民间的“水会”两大系统组成,行政、军事与消防的一体化管理是清代消防组织的特点。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清代的消防组织在管理与培训等方面已经具有现代科学化的某些内容。而纵观由太平桶到火烛车再到水龙所形成的救火工具发展的三部曲,我们也不难看到人们在与火灾进行斗争中的进步。     

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清朝政府,可谓一次最具影响的外交活动,中英双方的外交政策,及其外交目的和意图,都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它预示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已经开始遇到外来势力的撞击。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而双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在各自的利益上采取了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因此,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并由此导致外交谈判的失败。而觐见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

近三十年的清史学界,随着一个个新鲜话题的讨论,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之不断地被引向深入。撷其要略,可析之为四:一是经济史领域经历了由"资本主义萌芽"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再到"过密化"、"江南道路"、"江南早期工业化"诸研究范式的转换;二是社会史及文化史领域高举"新史学"的旗帜,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又引进了"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等西方理论;三是"新清史"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衍化出"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概念和理论,引发学界对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理论的聚焦;四是政治史研究经历了由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史的视野,成为政治史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的重要选择。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