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再探

“不抵抗主义”再探冯筱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     

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

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在形式上均需源于民意,但是,政客们实际上以种种手段假造民意,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此种对民权的僭越后来日益制度化,甚至成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其支配下,强制氛围下的政治表演取代了自愿政治参与,社团被包围侵蚀,选举沦为包办的仪式性过程。政治运作多以派系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亦可能受到利益集团控制。这种"僭民政治"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

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在此过程中,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也是工人暴动后在上海建立“临时市政府”的重要合作者。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当与之有旧谊的蒋介石到上海后,虞便成为蒋重要的财政顾问。尽管虞洽卿的行动,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但却反映了某些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心理及对政商关系的刻意经营。由于时势与环境的影响,中共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会弹性运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其运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却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甚至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一　前　　言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 ,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 ,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 ① 。 1 949年前 ,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 ,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 ,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1 949年后 ,商会经常被当成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 ,受到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 ,“商会”遂成为历史名词。 1 980年代末 ,尤其是 1 990年代以后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 ,“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     

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

1919-1926年的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是民初中国联省自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省内外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而发生,并在运动中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省宪：九九省宪、三色宪法、浙江省自治法。省宪的条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许多自治理想,但运动参与动机各异使之自始便存在着严重分歧,省宪理想成为他们追求不同利益目标的工具。运动断断续续的进行伴随着各方势力激烈的冲突,亦折射出浙省多重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运动的无果而终,并非简单由于“军阀扼杀自治”。     

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

1930年前后,一场浩浩荡荡的破除迷信运动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继而导致各地社会的动荡,乃至酿成民变。然而在这个运动背后,却隐藏着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彼此对立的潜流,基层党政双方时常围绕意识形态、实际利益等要素而爆发对抗,接着又会在当地社会激发各式各样运动与反运动间激烈对抗的风潮。本文希望通过重建作为具体案例的高邮打城隍事件,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     

名实·政治·人事——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前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上海商人团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此点尤以民国初年表现最为显著。辛亥以降的动荡时局中,上海工商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团体或者人物,因其背后潜在的经济力以及广泛的社会网络、与政界关系等而为各方注意。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财经专家,甚至外交代表、文化领袖,均曾经将目光投射于上海商人团体,希望这些团体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各界对上海商人团体的评价也曾经因为时势及利益的考量,而出现富有趣味的变化。     

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苏城隐贫会研究

民国初年,随着政治、经济变迁的演进．以及西力东渐的影响．江南的民间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苏州隐贫会的发起、组织及其活动具有代表性。与苏州其他慈善团体的活动作比较,民问慈善组织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及文化道德的变迁。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 ,执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而五卅事件的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 ,迫使外人让步 ,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 ,以便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 ,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 ,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 ,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的抑止。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对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一文的回应

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兼与冯筱才先生商榷》一文对冯筱才的《理想与利益：浙江省自治运动新探》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沈文虽然在史实上对除九九省宪外的浙江自治运动的经过有所补充,但是其结论反驳并不成功,反而加固了冯文的观点。沈文对冯文的“定性”判断有悖基本的学术批评规范。在细节上,沈文的批评多数可以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