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

1904年开始实行的考核州县事实,是清代考绩制度的重大变化。它是清廷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的措施。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避重就轻的结果,只能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     

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

１９９１年７－８月,在各地教育界联合趋势的刺激下,学部模仿日本,召开中央教育会,试图沟通上下,集思广益,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的重大教育事宜。在绅界已对清政府大失所望的背景下,围绕人事安排、会议宗旨和各种提案,官绅的利益要求相支甚远,会议如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以至与会各方均不满意会议的气氛和结果。其实,中央教育会虽然只中官办的学部决策咨询机构,毕竟有沟通民意的新形式,所通过的议案也部分反映了教育界的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关晓红１９０５年学部的成立,是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和新政时期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一环。尽管外务部、商部、巡警部设立于前,整个内阁官制变更于后,它的问世没有石破天惊的轰动,却显示在西学东渐的促动下,清朝统治集团...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190 7年至 190 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 ,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他的主持下 ,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 ,提倡保存国粹 ,继续奖励学堂出身 ,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 ,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

清末为仿行立宪而进行的内外官制改革,是近代政体变革的重要内容。1907年清廷颁布直省官制通则,将东三省、直隶、江苏列为改制先行省份,以为各省示范。然因地区差异及改制期间各自遭遇不同困难,试办省区改革启动时间、进展及具体实施情形差别甚大,或由先行变为后进、或频遭朝野舆论抨击。动机与效果的相悖,虽最终出乎清廷预料,但作为改制先驱,其得失成败仍为政体改革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

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其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其间文案委员和文案处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显示了清季督抚权力上升,中央控制力下移的趋势。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     

清季三司两道改制

清末仿行宪政,由皇朝体制转为立宪官制,内外相维的设制须相应改为上下贯注。作为清代省一级行政主体的司道,是理顺上下关系的重要关节。受制於财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终放弃了全盘更新的方案,改为旧制框架内进行调整,设置三司两道。尽管司道改制类型不同、各地进展不一,却均以归并局所、裁撤旧官为基础,实行分科治事,逐渐推进政体变革,扩展了社会职能,成为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一个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偶然性因素——关于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推迟回国的决定

纵观古今中外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不可分割的。 1871年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