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女界钟》:解读国民革命思想中性别意识的重要文本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女权思想的著作《女界钟》,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女性参政的思想。《女界钟》批驳了女性不宜参政的生理差异决定论,并从女性参政权与女权、女性参政权与国民革命两个方面讨论了女性如何参政的问题。诞生于辛亥革命前的《女界钟》带有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亦中亦西,希图摒弃传统追求现代。     

清代社会文化生活研究的一项新成就──评游子安博士的近著《劝善金箴─清代善书研究》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是相信和肯定人性是善良的,只要自省、慎独、内修、自律,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截然相反。那么,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贯彻实施的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的游子安博士的近著《劝善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所谓善书,就是由乡绅们撰写出来的一些规善惩恶、宣扬社会道德的文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也包含着通俗化了的儒家思想观念、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精神和说教…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学方法探析

在新课改下,高中数学一改过去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其中包括开放自主的数学课堂、自主探究的课后练习、轻松愉快的学习交流。新课改教育理念带来的丰硕果实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全面实施新课改下的素质教育这条道路依然是任重道远。因此,本文从高中数学教学现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着手,探讨提高高中数学教学的具体方法,望尝试引导高中数学教师创造性地扩大新课改的实施范围,以提高数学整体教学质量。     

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以川岛芳子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运动。作为素称有名的女汉奸之一,川岛芳子受到关注。媒体不仅参与了其被拘捕、审判、行刑的过程,而且关注其性别身份的转变,将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认知融入报道,产生大量揭秘性、演绎性和批判性共存的报道。媒体报道形成了叙述女汉奸群体的特定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司法实践。     

晚清社会文化与民间史观

本文认为,中国民间的普通民众虽然直至晚清都几乎被完全剥夺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对历史仍然十分爱好,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也比较深刻,并以特有的方式表明他们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回答了历史发展演变、社会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宗教意识的视觉表达——以徐州汉画像石为例

保存至今的汉代画像石既是蜚声世界的艺术珍品,也是凝聚和表达中国宗教意识的重要载体。这些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作品,以艺术的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场景。其中有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求仙祭祀、庖厨飨宴、会饮乐舞、车骑出行、游射田猎、博弈游戏,也有凸显百姓生活的农耕丝织、舞乐百戏,还有记述＂孔子问师＂、＂周公辅成王＂这类历史故事的,更有＂炎帝升仙＂、＂泗水取鼎＂、东王公、西王母、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这一幅幅弥为珍贵的汉代画像石,堪称中国宗教意识的视觉表达。     

传统文化精华应成为促进图书馆优化服务的正能量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与时代精神契合的因素。图书馆宜吸收、弘扬有益的因素,应用于管理、服务中。利用《科技创新辅助决策支持报告——主题分析报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研究数据综合分析。结合院校图书馆现状,就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改进图书馆服务的思路、策略陈述了一些具体建议。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改良年画与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清末彭翼仲等知识分子提议改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倡导清除积弊、女性解放、兴办教育等新主张,以实现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等愿望。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县等知名年画产地的画师们响应其主张,制作出一批题材新颖、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不仅将改良年画纳入社会教育和新生活运动的范畴,还特意建立起针对年画的审查制度,将其视为引导乃至控制民众思想观念的工具。不论是在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下,还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年画都是启蒙运动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思想载体和视觉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