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尹达同志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尹达同志不幸病逝于首都。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不能自己。他的逝世,对于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尹达同志和我合作共事几三十年,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他溘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兄弟。悲痛之中,往事历历,思绪万千,谨以此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尹达同志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怀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态度,一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建国以后,又是历史学科的组织者之一。无论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他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

1950年,外庐同志著《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一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版,供系内师生讨论之用。全文共分四节。第一节,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第二节,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第三节,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第四节,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当时好象是只印一百本,外间流传甚少,历史系存有此文者也少。现幸得李书兰同志所藏之本尚属完好,今将第四节在本刊发表。     

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

顾亭林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从氏族制的变质存在于后世者而言,秦汉为一大关键。秦汉家族的性质,已不是古代的了,而是中国中古社会乡村自治体的特殊编制。这种乡村依于血缘的巩固结合,起源于秦汉的乡亭制。中国族谱学亦是由汉开始(严格之义)。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承吴晗兄征得潘先生抄稿见赐)云: “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歧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

毛主席的辉煌理论之一《实践论》着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指出理论认识的指南,揭露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它是“有的放矢”的马列主义的宝贵范例。但是,《实践论》又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发扬光大,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修养者或教学者,没有理由说,“这是哲学文章,对于我们历史科学是无大关系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