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望到失望:战地记者与国民党政权——评柯博文著《中国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的遗产》

正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专业研究的英语著述不多,却在不断增加,柯博文(Parks M.Coble)所著《中国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的遗产》〔China's War Reporters: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一书就是这样一本专著。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专业研究涉及中国的题目非常广泛,比如中国的战时外交(1)、哈尔滨沦陷后的社会惨状(2)、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3)、战时北京下层女性的生活(4)和金壁辉传记。(5)柯博文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和外     

“战争!到处是战争!”:戈培尔日记中的中日战争

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完整日记直至近年才为历史学家所利用。以往有关中日战争前后德国政治的重要论著,都未能利用这份极具潜在价值的史料。本文尝试初步探讨戈培尔日记新材料的问世将在何种程度上修正过去有关德国卷入远东危机的观点。文章尤其关注1937年希特勒在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具体例举相关证据,证明这位德国独裁者转向亲日立场,实际早于过往的推测。此外,戈培尔日记表明,希特勒东亚观所受到的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能超出以往的估计。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