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综述

<正>经过学界同仁数十年的努力,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构建抗日战争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023年6月24—25日,主题为“抗日战争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史事述论

胡适在1928年春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选择,并无久居的打算.得益于胡适的个人声望及其开明的治校风格,中国公学在其任内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面临的基本困境并未因胡适掌校而消除.随着时势演变,国民党对上海教育界的控制日益加强,加上北平的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胡适最终选择北返.胡适辞职后,中国公学的问题集中爆发,在胡适任内未实现的党化渗透,并未因其离职而避免.胡适离职不到半年,学校即发生大的风潮,导致中国公学由兴盛急剧转向衰败.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偶然结果,故而其在中国公学创造的成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蒋梦麟与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的变局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共处,在与清华合作的格局下,北京大学在经费保障、治理体制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显现出种种不足。原有校内外北大派的支持系统因抗战造成的变局而瓦解,陈立夫代替王世杰执掌教育部,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使得校长蒋梦麟在校内外所获得的支持不增反减。中基会的资助到期,使得战时经费匮乏的北大雪上加霜,无法充分发展其研究事业。相对于清华的安定和发展,抗战时期的北大不进反退。蒋梦麟在抗战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校长治校”模式造成北大校内的上下悬隔。抗战时期校内同人对校长蒋梦麟寄子厚望,然而蒋梦麟的意兴阑珊与北大同人的切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双方隔膜日深,最終校内集矢于校长,导致蒋梦麟的下台。但蒋梦麟的去职并未造成北大的分裂和动荡,相反,既增高了蒋梦麟在北大的地位,又凝聚了北大的人心。     

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谷寿夫战争责任的再检证

战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由于掌握的日方文献有限,对于被告谷寿夫的申辩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质证,从而对法庭审判和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战后未能引渡更多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责任人到华接受审判,加上谷寿夫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只是申辩第六师团不存在暴行,其申辩论点在日本国内引起部分同情,从而影响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公正性的认识。通过比对日军的军方文件、日军第六师团的官兵日记及回忆等日方文献,可以证明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并无不当,其所做申诉基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狡辩。     

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

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从大陆败退的20多年时间里,在与中共的竞争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劣势。这种劣势有其特定的成因,主要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1927年的清党反共、国民党执掌政权后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以及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等因素,这种劣势的表现及其特点,主要是形式化、肤泛化,缺少学理支撑;口号与时代脱节以及由于党内派系造成的分裂和破碎。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直接导致国民党组织内聚功能、社会动员能力、实施有效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势,这样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在面对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其胜负是不言自明的。     

犯罪属地原则与证据中心主义:战后北平对日审判的实态与特质

1946年4月至1948年1月间北平军事法庭对所辖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由于华北地区沦陷时间长,日军的流转范围较大,故实际拘捕的战犯嫌疑人大多是现地受降的日军现役人员。战犯嫌疑人的确定基本依靠民众检举,而战时负责地方治安工作的宪兵及警务人员成为追究的重点对象。北平审判具有在受害地对暴行实施者进行审判的鲜明特质,一方面反映了乙丙级战犯审判对于地方受害民众正义求偿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亦不能因此抹煞其建立在证据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规范性与正义性。     

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

1943年开罗会议前后,考虑到国际观瞻,蒋介石对于常德保卫战的成败异常重视,严令第57师师长余程万坚守待援,与常德共存亡,但余程万擅自弃城突围。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即刻宣布其死刑。余程万被押解至重庆后,由军法机关审判,但迟迟未做终裁。余程万的命运与战局发展紧密相连,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因蒋介石未能处分在桂柳会战中弃城的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