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50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谈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     

对胡适研究的再认识

本旨在对过去胡适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如学革命、个性解放与反封建、打倒孔家店、推动科学化和民治化、抨击国民党专制、要求人权与自由等进行重新思考或再认识,充分肯定了胡适对现代中国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回忆拙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的遭遇

一本颇有影响的好书，由于坏人康生的粗暴干预，硬说是“利用历史研究进行反党”，遭到禁书毁版的厄运，作者也历尽磨难。作者在深切的回顾中谈到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研究任何问题，包括历史和文化，都必须从事实出发，既不能忘记基本历史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不能忘记时间、地点、条件。无论研究什么，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这是很难的。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怀念黎澎同志

刘大年 黎澍同志从壮盛到晚年,长时间里与近代史研究所联系在一起。1954年近代史所设立学术委员会,他和胡绳、田家英等位受聘为学术委员。实际上,胡、田、黎三同志,不论在中宣部工作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们的看法、主张,对近代     

反封建是一项大工程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新青年》一创刊就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又说,民主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国民能否“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根本条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所向,直指封建思想道德。陈独秀等前驱者分析儒学孔教,批判尊卑贵贱、三纲     

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历史学家黎澍,早年投身革命,在主编报刊的同时,即从事近代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通马列著作,但绝不搞教条,而是用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他生前的社会实践活动,阅读他的著作和论述,会使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作为史家的深沉,智者的聪慧,战士的无畏。今年是黎澍逝世十周年,本刊不惜篇幅发表丁守和研究员的文章,把黎澍这样一位学者介绍给读者。我认识黎澍是在1953─1954年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央编译局,一次开会姜椿芳局长介绍说,5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为纯洁祖国的…     

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兼评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关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论著,几十年来海内外断断续续出了不少。这些研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难免各异其义。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相当多的笔墨和章节用于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如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近藤邦康的《“民国”与李大钊的思想—从辛亥革     

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波及整个理论界、学术界持续几年的重大争论(或论战)。《历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当时正负责该刊编辑部工作。引起广泛关注的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蔡美彪评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两篇文章,是由主编黎澍约写,由我负责编发的。后来某些人利用历史主义问题大作文章,在史学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翦伯赞被迫害致死,黎澍被打倒,许多历史主义的主张者横遭摧残,我也受到牵连。正因为     

怀念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是名历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新中国建立前,他主要是在解放区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到北京后,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还有许多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离开实事求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发展我国历史科学,最根本的一条,也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