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进展与启示

全球化进程下,跨国移民成为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冲突和再协商的主要载体,其在地饮食适应问题尤为凸显。本文回顾了国内外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的研究,发现由营养学等范式主导的早期研究偏重对饮食适应水平的直接观测,较少探究饮食适应的身体属性、地方关系以及文化意涵。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身体尺度下的动态饮食适应过程、地方尺度下跨国饮食景观的生产与重构,以及身体与地方交互尺度下饮食适应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最后针对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提出未来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的可能议题。     

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

王锳光生《〈汉语大词典〉商补》分六个部分对《汉语大词典》进行补正,考证深入细致,结论精审可信;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源流、出处和优劣;参证文献比较广泛,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方面的文献典籍,运用得得心应手。不过,"提前书证"中的部分词条最早用例尚可进一步上溯。     

流动性视角下中国流行菜系的空间扩散格局及其文化地理逻辑

流动性的增强不但意味着人口、信息、资金流动强度增加,也意味着流动范围的扩大。在此背景下,以稳定的人口构成为基础的传统地域饮食文化区的边界也开始发生变化。同时,流动性也使多元地方饮食文化在空间扩散的基础上展开了互动与交融。本研究将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全域作为研究区域,基于海量餐饮服务设施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目前的流行菜系空间扩散格局并描述其特征,并从流动性视角阐释其形成与扩散的文化地理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现流行的菜系主要包括川菜、湘菜、粤菜、东北菜、徽菜、云贵菜、西北菜、鲁菜;中国流行菜系的空间扩散格局具有差异明显、多中心发展的特点。其中,川菜、湘菜、粤菜数量多分布广;鲁菜、徽菜分布集中,扩散较少;东北菜、云贵菜、西北菜数量较少但分布范围广。这种流行菜系空间扩散格局背后的文化地理逻辑与流动性密不可分,人口、资金等的流动促使地方饮食文化在空间内扩散,同时也带来了地方饮食文化间的交融互构。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虚拟血缘"的组织原则对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重组重建及其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19世纪的新加坡为个案,考察华人移民如何透过埋葬先人的坟山组织建构"社群共祖"以整合华人社会,讨论东南亚华人虚拟的"先人"或"祖先"概念,进而思考海外华人的亲属研究问题.本文也讨论与比较了"虚拟血缘"组织原则在明代华南宗族"联宗"形态、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早期的"合约式"宗族和东南亚华人坟山组织的不同运用.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述评

本文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指标体系的结构及其内容、相关的评价模型等方面评述了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基于地方依恋的视角

旅游景区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是影响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直接影响旅游地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分析社区居民地方依恋、遗产价值认知与他们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社区居民认为景区开发企业应对股东、游客、员工、遗产和政府承担责任,特别是要对周边环境与社区居民负责;②地方依恋感和遗产价值认知较强的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预期;③地方依恋通过加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深化其对景区开发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感知。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